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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缘何存在 人们需要文学，从而出于阅读策略的考虑就必须选择出所需的代表。 既然我们仍然需要经典，怎样来确定经典的问题就会立刻突显出来。当人们一提起经典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贴上“经典”标签的那些文学作品，于是，一个疑问便生成了，即这些所谓的经典一经被贴上标签能够成为一种不朽、一种完全超越并独立于广大读者选择之外的永恒吗？对此许多学者都从不尽相同的学术立场怀疑过：孙绍振曾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的重写，进而使作为历史流传物的经典文本获得时代的生命，这一途径实际是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重新确认。[17]陶东风从文化研究的视野上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18]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决定。”[19]李春青认为：“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20]这些说法不尽相同，其理由也尚可讨论，但它们的思考向度却是值得尊重的。 在文学经典的确认上，读者会有意无意地抗拒来自于他者的任何“图谋”。丹尼尔·贝尔早就发现，“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21]无数事实都在证明，文学作品能否被确认为经典要看读者的选择，已经被贴上“经典”标签的作品也会因与不同读者相遇而出现新的选择，要么被认同，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悬置，要么被拉下经典的圣坛，同时在读者的重新确认中还会有此前未被视为经典的文学文本被确认为经典。在理论上，所有曾经被确定为经典的作品都具有在经典的圣坛上下沉浮的可能性。可以说，一切文学经典都是当代读者的经典。不是有否定《子夜》的经典身份的吗，也有质疑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地位的吗，还有以调侃的方式重写《西游记》的吗，凡此种种不都是上述看法的表达吗。任何他者的判断对于“我”来说都只能是一种咨询意见，这种意见能否成立，要看特定读者是否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是文学经典的立法者，也是文学经典的“终审”判定者。 当我们相信读者作为文学经典的立法者和终审者的时候，“读者究竟指谁”的问题就会从中溢出。虽然通常人们会把读过文学作品的人都称为文学读者，但这并不准确，这不是学理意义上对读者的界定，譬如，你做过军人，现在你已经不是军人而是医生，我们能说你是军人吗？我过去是工人，现在我是教授，能说我是工人吗？这只能说他们分别曾经是军人和工人。我读过《复活》，我就是《复活》的读者吗，你读过《尤利西斯》，你就是《尤利西斯》的读者吗，他读过《诗经》，他就是《诗经》的读者吗？这只能说明他们分别曾经是上述三部作品的读者。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只能是正在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是某个活生生的阅读事件中的人物，是一个阅读事件的在场者。阅读事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在于参与阅读活动的读者使文学文本的图景和意义得以显现，在这样的时刻，作品才存在着，读者也才存在着。 尽管长久以来，许多人都把作品视为一种客观存在。正像韦勒克所说：“最古老的答案之一是把诗当作一种‘人工制品’，具有像一件雕刻或一幅画一样性质，和它们一样是一个客体。” [22]新批评家对作品存在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此类观点的一种。这种把作品看作独立于读者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存在显然是一种粗浅而有严重缺陷的看法。克罗齐和科林伍德扬弃了这种观点，进一步趋近了作品存在的真实，认为作品是一种心理的存在，即文学艺术作品是以人的心理图景的方式存在着，如克罗齐曾提出直觉就是艺术的命题，意思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是作家的直觉。所谓直觉就是整体感知和体验对象所形成的意象。克罗齐相信直觉和表现是统一的。他反对把直觉当成是艺术构思，把表现当成是艺术传达的说法。他认为，直觉就是表现，他说：“直觉的活动能表现所直觉的形象，才能掌握那些形象。”[23]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直觉都将伴随着表现，任何一种表现也都伴随着直觉，不可能有无表现的直觉，也不可能有无直觉的表现。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由语言、声音、线条和色彩体现出来的诗歌、小说、音乐、绘画是什么呢？克罗齐说它们只是“备忘的工具”，为了不使心灵活动在时间中被忘却，才使用了这些“备忘的工具”，“备忘的工具”是艺术“再造或回想所用的物理的刺激物”，通过这些“物理刺激物”，“使人所创造的直觉品可以保留”，以避免“审美的宝藏”的消失。[24]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备忘的工具”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归根到底它们不是艺术，“因为美不是物理的事实，它不属于事物，而属于人的活动，属于心灵的力量。”[25]科林伍德在他的《艺术原理》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克罗齐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想象物”。他曾说：“艺术不是由形式所构成的，这种形式被理解为我们所听到的各种音响之间或者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色彩之间的关系样式或关系体系。这类‘形式’只不过是‘艺术作品’整体即名实不符的艺术作品整体的知觉结构而已，除此之外，它们就什么也不是了。”[26]他还明确指出：“真正艺术的作品不是看见的，也不是听到的，而是想象中的某种东西。”[27]科林伍德在这里是就整个艺术而言的，而不是专指文学，但文学这种艺术的语言形式与它的艺术图景之间，则更能体现他所说的“名实不符”的艺术作品整体的特征。 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看法比起把文学作品视为某种客观的物理性存在的看法要深入和完善许多，他们发现了作品的知觉结构本身并不代表作品的实际存在，并不体现着作品的存在本质，但他们忽略了作品存在的交往性，把作品的存在完全视为审美创造，因而也忽略了阅读事件对作品存在的唤醒意义和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本对读者想象的规定性。关键是我们要回答作品的存在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作品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或者作品存在的标志是什么，必须弄清楚作品将会在怎样一种关系和条件下才能存在着，必须弄清楚作品是怎样以存在的方式流传着等等。对此，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姚斯的接受美学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对我们也是颇有启发的。 那些努力守护经典的人们和试图颠覆经典的人们犯着同一个错误，即把经典视为外在于阅读事件的自足存在，视为超越读者阅读行为的伟大的永恒和不朽。于是前者才认为那些具备经典资格、合乎经典标准的作品将会永远是经典，它将不以不同读者的不同评价为转移，它的生命将会向未来无限延伸；后者也首先假定了所试图颠覆的目标——文学经典是静态的、永恒的、由他者选定的权威性作品，然后才会发现经典的变动性、复杂性和在阅读事件中的差异性，进而针对守护经典一派观点的漏洞和谬误展开批评和消解。实际上经典与阅读活动共在，与读者共存，哪里有什么永恒和不朽。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共识，“守护”与“颠覆”等观点的根基就自然蒸发了，我们的认识也就超越了这种对立和争论，返回到经典问题的真实，还原了文学经典的实际存在。 人们把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所谓的文学经典文本视为一种永恒和不朽，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作为一种符号结构的确是可以长期保存，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有可能长久保存的符号结构的存在本质并非这符号本身，而是这符号的意义显示，正如关注“啪嗒学”的哲学家G·德勒兹所说：“符号既不指明，也不意谓，而是展示”[28]。应当说，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感觉是对的，作品的真正本质不是它的知觉结构，而是它在想象中展示出来的“直觉”，当一个经典文本不是正在显示着它的图景和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视它为什么“物件”，它的文学“身份”就会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无法确认的，因为它没有展示出它的真实存在，没有实现它的本质意义，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便是，作品之为“对象存在并不构成作品之作品存在。”[29]这就是说，作为历史流传物的经典文本与作品的实际存在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什么才是作品的真正存在呢？加达默尔的回答很明确，他说：“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是什么，我们可以回答说，这种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Gespieltwerden）”[30]。然而关于文学经典的存在仅仅理解到这个尺度是不够的，我们认识到“显示”是经典存在的本质仍然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抽象的判断，文学经典的显示是与其得以显示的必要条件共存的。 文学经典绝不会自我显示，当它尚未遭遇使其显示的机缘时，它仿佛是一个沉睡的生命，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声音来唤醒，这唤醒者就是与它相遇的读者，在读者的参与下文学经典才有可能开始它的真正演出。所以加达默尔才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作品显示的“机缘条件的‘偶然性’”，他说：“艺术作品并不是与它得以展现自身的机缘条件的‘偶然性’完全隔绝的，凡有这种隔绝的地方，结果就是一种降低作品真正存在的抽象。作品本身是属于它为之表现的世界。”[31]艺术作品的存在需要“机缘条件”作品就不可能自己存在着，它的存在要有其他条件因素在场时才能够实现，其中最为主要的条件就是读者的实际参与，而且，这种“机缘条件的‘偶然性’”意味着它是一种此时此刻的历史性事件。 从这一事实和逻辑出发，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经典文本也只能是作品存在着的机缘条件之一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经典”不过是经典的“候选者”，各种文学史所列出的经典作品提供的只是一系列的有待选择和实现的“候选名单”。这些“候选者”一方面需要读者的再度选择，另一方面需要读者阅读行为的参与，此时文学经典才可能真正显示，真正存在着，也才有可能被确定。因此，文学经典的确定最终不是他者的行为，而是具体的读者的行为，只有与经典实际相遇和攀谈着的读者能够让休眠的文本重新复活，进而使经典被确定。文学经典的“候选者”也是由“曾在的读者”确定下来的，但这是一种“曾在的确定”，即便是曾在的确定，它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给“此在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咨询的可能性。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文本、曾在的读者所作的曾在的确定和此在的读者之间会透露出一种信息，文学经典存在的机缘条件将会在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 读者永远不会赤手空拳地走进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作品，相反会以个人的声音来唤醒作品，使它显示，使它复活。正如耀斯所说：“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32]因而，存在着的经典既不是其原作，又不是读者的信仰和期待，也不是曾在读者的价值提供，而是一种新的构成物。然而无论是原作还是曾在读者都只能为此在读者提供源泉，谁都无法为他者确定哪部作品是经典，哪部作品不是经典，于是我们毫无必要去讨论哪些作品是经典或不是经典，不必针对不存在，不在场的假想经典去守护，或是去颠覆了，这一切都将由此在读者来选择和确定，都将在某种历史性的阅读事件中获得实现。面对我的上述观点，也许会有人说这是相对主义论调，但我的意愿只是要讨论并试图解决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个实际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只是期待着解决一个真问题，并不想讨论什么主义，任何主义倘若它对我们渴望解决的真问题无所裨益，我们就当悬置它，乃至忘却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