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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热衷于推出年度文学选本的背景下，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各类文学选本进行考察和研究，梳理选本编者的编选模式和审美标准，厘清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方式和脉络，显得十分必要，也是颇具前沿价值的选题。作为对当前文学选本热的一种回应，青年学者徐勇学术新著《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选本的考察研究，论著选取文学思潮、文学资源、文学场等多个维度，探究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无声的批评，与其时文学生产之关联及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途径与方式。 这部论著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互证视野中选本编撰研究的史学线索。它不仅指社会史、政治史，还包括文学史、选本史。而研究者经常会以某个选本为个案来考察某个文学时期选家的编选标准及其价值与缺失，但可能很少关注到选本本身的编撰史，缺少对中国文学选本的历史脉络的整体性认识。而徐勇的选本研究正是从中国选本源流上进行考察，并发现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选本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选本的编纂突出“选”的功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非以“保存”为主的古代选本传统的简单延续。就现代性的时间观而论，两个时间段前后构成否定关系。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选本编撰处于一种时间张力之中：作品发表时间与选本编撰时间，以及同一类选本在不同时代之间的张力。比如，《生命如同那年夏天——伤痕小说》（1992年版）的编纂就基于这种现代性的考量。“伤痕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失去轰动效应而被边缘化，在“伤痕文学”逐渐失去合法性、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文学年代，再次对之进行编选就意味着重估它的文学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又如，《1956年短篇小说选》《1957年短篇小说选》与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尽管两者均对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但不同时代的文学趣味所决定的编选标准的差异性，致使二度编选的作品有明显不同。徐勇的论述贯通了这种时间差中的选本演变史，建构起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选本研究模式。 在当代文学选本史的框架内，徐勇截取80年代各类文学选本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选本编撰与8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种种关联。若要阐述两者关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去把握80年代时代特征的复杂性。徐勇深知，选家编选意图、编选标准与文学生产的时代语境是息息相关的。他抓住了新时期之初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的暧昧性——一种新旧杂陈的过渡性。此时，“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交织互渗，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研究者以这种游移不定的文学背景为参照，在翔实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去分析并探讨选本编撰参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