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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哪种选本都很难做到对文学作出纯客观意义上的编排与呈现，而只能是福柯意义上的“文献”，蕴含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和审美评价。从这个角度看，任何选本实际上都代表一种批评之声，属于文学批评的特殊形态。基于何种立场和视角对某类作品进行分类和筛选，这其中其实就暗含了编选者的审美标准和编选意图，无形中对读者构成某种导向性指引。以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年版）为例，这个选本以1979年初至1983年春之间的小说为入选对象，而此时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盛行，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主流，但选家却不以现实主义为其编选原则，而恰是通过所选作品的某种倾向性，流露出对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不满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呼唤。由此，徐勇认为“选本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既成事实和对事实的创造性想象与叙述的合成物”。然而，一如批评家的写作，必然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编选者的主体性当然也是有限度的，它拘囿于时代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对此，徐勇怀有清醒的意识。他没有盲目夸大选家的个体性因素，而忽略由于时代因素及文学格局变动所引起的在编选标准上的某种趋同现象。就张颐武主编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10卷与陈思和主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来看，编选者都意识到纸质媒体和新媒体争宠、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竞逐的发展格局，于是将以往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科幻、青春、官场、穿越等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通通纳入编选范围。在对同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筛选上所表现出的标准趋同现象，是编选者之间基于特定时代文学话语特征所形成的精神共振。 就选本类别而言，年选体现了社会及其文学秩序的大体情况，争鸣作品选体现了思想解放的开放程度，但两类选本的编纂所指涉的并非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思潮流派选本的编纂则直接指向文学本身及其批评范式。这种分类比较的研究模式颇能体现研究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以它特有的逻辑性和学理性，推断出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生态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建构和互相生产的关系。由此，选本编撰的演变既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关系，又显示出政治作用于文学并以文学的方式显现其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在选本研究范式上，徐勇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以说，这部论著为选本编纂研究打开了一个极具潜能的学术空间，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也必将推动学界对90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选本的关注和研讨。 （《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徐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