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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 另一个塑造纯文学批评观的思想来自于西方的“人本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主体论”的盛行，文学对于人的观念的理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文学研究主张把个人从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获得所谓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萨特的“自由选择”论等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思想，在那个年代成了时髦理论，也成为张扬“个体性”、“人性”的思想依据。这些思想极度张扬个体的权利和价值，把国家、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后，甚至认为个人与国家、个体与社会存在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性成为当时文学建构“人的观念”的主导思想，也构成了人们审美体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特征，形成了“人本中心论”的审美向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批评家推崇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重视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强调原始生命力的迸发，专注于对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挖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批评过分强调个体的生命存在，消解了个体对于国家、集体的责任，导致对于人的理解和定位出现偏差。 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群体中人”。个体对社会、对他者负有责任与义务，只有在对群体的作用中才能彰显个体的存在价值。个体与集体、国家是“部分与整体”的“同构关系”，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国传统美学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审美的向“善”与向“美”，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是一种“人文审美”。 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人文审美”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现代性文化为表征的“人本审美”。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把引导群体向“善”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后者把“性”、“情”作为艺术审美的根本特质。于是，我们的文学开始热衷于“躲避崇高”、“消解意义”、“感官体验”等内容，用所谓的美感特征颠覆了理性道德，忽略了审美引人求真向善的功能。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纯文学批评观显示出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的批评立场，导致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社会评判功能日益软弱无力。 反映文学研究者的思想状况 文学批评不仅是批评家的个人写作，也是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实现过程。我们把批评观念放在整个批评活动的环节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其生成和发展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学批评话语既是社会的一种话语类型，同时也和具体的历史语境相关联。它是具有历史特征的思想观念，表明了某一时代、某一群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选择，而批评家对于批评观念的选择又凸显了他们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和价值标准。因此，文学批评实践活动本身就反映了一个时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状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过分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片面强调理论的追新求异，才造成了“审美至上”的纯文学批评观逐渐盛行。 文学批评可以吸收外来的思想理论资源，但我们应当对拿来的理论有所批判和反思，发现其盲视和洞见。我们把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的“文本中心论”和“人本中心论”奉为圭臬，结果固化了批评者的思维，遮蔽了批评者的视野，以致形成根深蒂固的纯文学批评观念。在它的影响下，一些有深刻社会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作品被忽视。如赵树理和柳青的文学作品被颠覆式地“重评”；拥有万千读者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却得不到一些专业批评家的重视，更不用说“十七年文学”被日益贬低的现象了。总之，在研究者所秉持的纯文学批评观影响下，一些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政治的文学作品被冠以“审美性不够”、“艺术性差”的评价，甚至被文学史叙述选择性地遗忘。 当下反思纯文学批评观，需要我们跳出所谓“审美至上”的陷阱，在客观理性分析作品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内涵，打通文学批评与社会的隔膜，注重作品的道德评价和人文关怀意识，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