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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如何加强审美理想的烛照。过去的典型人物理论，着重强调个性与共性统一，而对表现审美理想方面则重视不够。笔者以为，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按照生活真实进行综合创造，以及通过个性表现共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要用深刻的思想洞察现实，用高于现实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文艺作品创造的典型人物，无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是多面性的复杂人物，都不只在于刻画其鲜明独特的性格，更需要穿透人物的精神灵魂，在艺术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把人物真假善恶美丑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这样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如在《平凡的世界》中，自尊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农家子弟孙少平，脚踏实地又满怀理想的孙少安，敢爱敢恨正义凛然的田晓霞，用情专注善解人意的田润叶，心系乡土不计得失的田福军，懒惰自私圆滑世故的孙玉亭，精于官场潜规则的冯世宽等；在《人民的名义》中，满怀理想嫉恶如仇的侯亮平，敢想敢为作风强悍的李达康，一身正气敢于担当的易学习，心系民众不计得失的陈岩石，儒雅伪善的正人君子高育良，出身寒微以屈求伸野心勃勃的祁同伟等，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性格鲜明独特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的确抵达了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了人物精神信念的坚定或幻灭，应当说是融入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典型化创造。有人说作品中一些具有英雄气质或理想化色彩的人物形象不真实，看来这是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典型化创造之间的关系。艺术形象不能仅仅用真实性来衡量，艺术的典型化创造本身，就是要求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用审美理想之光烛照现实，典型人物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或理想化色彩，应当是典型化创造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说，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活命运和情感，表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其精神实质，就包含着要求艺术真实性与审美理想有机统一。尤其是那些反映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必定寄托着这一时代人民的审美理想。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新时期初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田福军等，都是一些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拓精神和人们的理想愿望，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不只是艺术真实性的力量，更是艺术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力量。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中，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正可以成为当今文艺典型化创造的有益借鉴。 当然，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也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典型化，其基本原则也都彼此相通。例如，刘震云的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就主要是情节事件的典型化。一个小小的夫妻离婚家庭矛盾的纠纷，由于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缺失，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种种私心杂念，对群众的民生问题和利益诉求冷漠麻木，行政不作为或不会作为，使本来很小的矛盾纠纷未能得到及时调节化解，乃至滚雪球般地酿成了法律事件、上访事件、政治事件，从小乡村小家庭闹到了北京的政治中心，一批官员因此而被追责。在这部作品中，未必哪个人物特别典型，而是通过这个比较特殊的生活事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某些潜在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因而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类似的作品，如陆文夫的小说《围墙》、梁晓声的小说《讹诈》等，都具有这样一种典型意义及文学品质。 总之，如果一部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不能创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典型人物，或者所反映的生活事件不能获得深刻的典型意义，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当代文艺创作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提炼生活，不断追求典型化创造，努力攀登文艺创作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