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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积极变化，这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通过影视改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和读者观众的普遍欢迎，文艺理论和评论界也对这些作品重新认识和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由此而推及路遥、陈忠实所尊祟和学习的前辈作家柳青，对他的现实主义力作《创业史》也引起了重新关注和认识评价。还有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等一批作品，从小说畅销到改编为影视作品热播，都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热情，也引起了评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这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显示出强劲回归的新趋向，这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艺现象。 从上述文艺现象及文艺作品来看，其共同特点就在于重视典型化创造，能够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从而创造出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使作品充满丰富深刻的精神意蕴和思想力量。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分析，可以让我们从获得典型化创造的许多有益的启示。 按通常的看法，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首先表现为典型人物的创造。然而究竟何为典型人物，或者说典型人物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虽然过去的典型化理论已有比较明确的阐述，比如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者说是鲜明个性化和高度概括力的统一等等，但这些说法可能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理解上产生偏差，很容易导致某些片面性。因此，从典型化的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笔者看来，典型人物的创造仍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一是如何突出人物的个性化描写。典型人物要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这一点本来无需多论，因为人们早有普遍共识，而且理论上也有许多经典性表述。其中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然而问题在于，怎样的个性化描写才是符合典型化要求的？恩格斯强调人物的个性化描写，主要是针对文艺创作中的抽象化和观念化、个性消融到原则中去的倾向，认为这样就没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与众不同、鲜明独特的个性化描写就一定是好的。对于那种脱离生活真实而凭空虚构的个性化描写，恩格斯称之为“恶劣的个性化”，视为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物的个性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活经历及其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与众不同，文艺创作要从生活真实出发，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并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创造，使人物的这种个性特征得到更加鲜明独特的表现。如果没有对于人物及其生活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创造能力，就不可能写出真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创造出个性鲜明独特的典型人物。 二是如何强化人物性格的概括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高度的概括性，这一点同样不言而喻，理论界也早有普遍共识。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高度概括，以及怎样才能做到高度概括？如前所说，过去的典型化理论把这种高度概括理解为人物的“共性”，即某一类人物的共同特征；而进行高度概括的方法就是“综合”，即把若干个同类人物身上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抽取出来，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进行典型化创造。那么，这样综合起来求得的“共性”，差不多就成为了某类人物性格特征的“公约数”。这种综合概括的方法如果处理得不好，恰恰容易造成人物形象创造的概念化和类型化。而所谓个性与共性统一，也很容易变成某种人物类型特征的个性化显现，成为一种进行了个性化包装的模式化典型。这种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出来的类型化或模式化典型，在以往的文艺创作中也并不少见，但这显然不是应有的典型人物创造。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化创造，并非简单化的综合概括所能达到，而是更应当注重在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并对源于生活的“这一个”人物的生活底蕴和性格内涵，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发展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才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对生活内涵及某些本质方面的概括），也有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以及思想意蕴的深刻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说，简单化综合概括创造的人物形象，就像是人工合成制作的蜡像，再怎么栩栩如生都是没有血肉生命的，而在生活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则如扎根在深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大树，是风姿独具并且充满蓬勃生命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