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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应与历史共振 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于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它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于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失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挣扎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将它们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坐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前清朝。它们的历史观一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同样是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的意淫。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另一个极其醒目的网络文学主题）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社会和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它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遗忘的弱智儿，或者榨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就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文学艺术就是包含在历史中的“不同方向活动”之一，它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到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所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历史的进程固然有着回流与曲折，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存在着各种话语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诗比历史更真实。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