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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历史主义的偏执 实证主义式的历史观作为基础性知识累积的手段，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推向极致，就会将手段当作目的，尤其在进入到文学领域后，很容易因为书写者亲历、经验和现场的“真实”感受而带来一种真实性的虚妄，误以为那就是历史。 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人们称为历史的那个东西之前。”史观或者说人们意识到的历史性，使得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情感态度与道德追求。在前现代中国，史观被表述为“义”，而“义”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就今日而言，历史的“大义”无疑应该依托于经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洗礼的一系列价值体现：消除贫穷和等级，追求人民民主、平等和共同富裕。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被分为本体论的（如黑格尔）、认识论的（如科林伍德、孔多塞）。20世纪以来经过“语言学转向”，又出现了修辞论的（海登·怀特），经过福柯、德里达之后，历史更是被消解，而替换成“谱系”。而吸收马克思主义营养并结合中国实践所产生的历史观，在此类欧风美雨之中则被搁置了。历史决定论、线性发展观、矢量时间观在解构之后，造成了“历史的终结”论和价值观的淆乱。当代文艺中种种历史重述现象所体现出来的虚无主义必须放置在这个思想史的脉络之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 如果我们细析当代文艺作品中的虚无主义，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遗产挥发出的藕断丝连的影响。它表现为历史主义，即根植于19世纪兰克史学的价值中立式的“真实性”偏执。这种历史主义表现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工具理性思维，因为与有清一代的乾嘉汉学传统契合，而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史学圭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层累”叠加的古史辨成为塑造当代历史观的主要资源，而另一类有着明确理想维度和未来愿景的历史观资源（阶级斗争、革命正义、消除等级与剥削的平等诉求、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未来的必然性）则因为激进乌托邦的失败而退隐，乃至遭到嘲笑。实证主义式的历史观作为基础性知识累积的手段，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推向极致，就会将手段当作目的，尤其在进入到文学领域后，很容易因为书写者亲历、经验和现场的“真实”感受而带来一种真实性的虚妄，误以为那就是历史。从逻辑上来说，现场感并不等于现实感，而个人真实也不能与历史真实画等号。历史主义的求真，如果失去了向善的道德维度，而只计较于“法利赛人的真实”，而忘却历史的“大义”，就会让历史书写变成一堆秘事杂辛、断烂朝报的堆积，就像法的条文规定如果不以正义为旨归，那么教条的律例很有可能成为恶的帮凶。 “修辞立其诚”，这个主观性的“诚”至关重要，它就是要在客观性的“真”的基础上加上善的维度，保护它不至于沦落为冰冷的机械作业。不幸的是，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正在走向这种历史主义式的工具化。其表现就是津津乐道于“细节”，就像以赛亚·柏林在论说“现实感”时所强调的，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潜入表层之下、穿透那粘稠的无知，达致“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假说和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被极深地内化所以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这固然是文学极其重要的一面，但是在工具性的思维当中，“细节”的现象学式呈现并不能自动生成对于“细节”的理解，更遑论历史感的生成。真实的细节与材料如果没有坚定的历史观做支撑，不仅不会一叶而知秋，反而导向了个人主义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恰恰是现实感的丧失。最典型莫过于在回溯当代革命史的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创伤叙事”和“伤痕即景”，历史被呈现为一种无目的、动物本能般的布朗运动，书写者娇娇楚楚地喊疼、叽叽歪歪地冷嘲热讽、湿腻腻地浸泡在你侬我侬的汁液之中。在抛弃了记忆禁忌（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这种禁忌都是必要的）的宣泄之中，读者在其中只能得到颓丧的熏染和仇恨的训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