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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为使诗歌从“低谷”的残酷现实中“突围”，诗人们通过书写方式变革、现实介入、文本打磨等一系列自外而内的尝试，开始了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形象的努力。但是，由于新诗形象存在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并非十分得当，也由于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可能，21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没有在短期内把诗歌引向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负面价值或者说重构的障碍也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一方面热闹而有生气，甚至不时还有一线“辉煌”的假光闪过，但一方面诗的命运远未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仍是有分量作品少的老大难问题，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看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20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70年代那样，他们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王家新、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20世纪90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西渡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的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诗坛怎么繁荣。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归根结底，影响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核心是写作本身问题严重。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有些诗作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写作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能否认有些诗人始终在探寻着诗歌的本质，像马铃薯兄弟的《木质的K》、宋晓杰的《惊蛰》、李少君的《鄱阳湖边》等，就通过对生命、人生、宇宙等抽象命题的凝眸，在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增添着诗歌新的理性内涵。但更多的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灾难、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与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