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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 前些年曾经发生过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大概能代表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今天文学的观感。如果你关注近年来走红大江南北的各种电视相亲节目，一定会注意到经常会有自称诗人、作家的嘉宾登场，他们的登场意味着“搞笑”开始了，这能代表民间对于今天文学的认识。在文学处于这么尴尬的境地里，我们要谈“回到文学”，我想还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个意思，回到我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和信心——这似乎是条底线，但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还会相信，文学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喧嚣和复杂？ 这里要追问的不仅是能否回应，而且是能否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什么是“文学的方式”？请允许我冒昧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这些年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了解某位发言者的立场之后，几乎可以判断他/她对任何问题的看法。我经常作类似的“试验”，屡试不爽，比如一部新的小说出版后，如果这位朋友出席研讨会或写文章的话，你肯定猜得到他/她大致会如何表态。甚至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之后，你都能够判断他/她会选择如何站队。一方面，这也许意味着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成熟了，不会如当年梁任公似的频繁“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怀疑这种过于稳固的立场化与姿态化。我的意思是，曾经体现在老巴尔扎克等巨匠身上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已经不复存在；通过生活的实感，以及与此实感、人的感性机能紧密结合的、一丝不苟的文学实践，来扭转自身先验的立场和判断——这种情形已经日渐消亡。 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中定义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应具备“一等智力”：“对于一等智力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而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能力。”（宋明炜：《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看来，马修·阿诺德无疑属于此类文化英雄：“辩证的方法所产生的矛盾观点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是一种积极的愉悦；阿诺德属于后一类人。”（严志军：《莱昂内尔·特里林》）时刻关注复杂性，亲近“辩证的方法”，“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感受和思辨永远先于立场和姿态——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文学的方式”。 “惊人的艺术性” 不少朋友对文学失望，据说原因之一是今天的文学已经无法提供关于“远景”、关于乌托邦的想象。我的疑问是：这并不构成远离文学的理由，反倒应该促成我们更加积极地返回文学，返回审美、想象、移情与共感……这些不再信任文学的朋友想必信服卢卡契说的，文学当以“深刻历史性”与“惊人的艺术性”相结合，来创造另一个“新世界”（卢卡契：《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说得多好，不仅是在“内容”上以“深刻历史性”与现实、历史的逻辑相抗辩，可能更重要、更繁难的是，以“惊人的艺术性”来作用于人的感性世界，这种文学诉诸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原先的阅读与期待中，免不了充塞着坚硬的现实、历史逻辑，需要文学以充沛的感染力来化解、对决。 其实文学史上这种“以虚击实”的文学不乏其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后遭致有伤风化的指控，然而起诉人无法解答如下问题：在小说展示的具体情境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判定爱玛有罪。“如果在这部小说里所描述的人物中，没有一个能压倒爱玛，如果没有道德准则能有效地以某人的名义判定她有罪……如果这些从前有效的社会标准：‘舆论’，宗教情感、公共道德、良好教养等不再足以达到一种裁决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法庭能对‘包法利夫人’的案件予以判决呢？”福楼拜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提供给读者“新的现实”——将人类从自然、宗教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美好远景，这一现实“从先在的期待视野中是理解不了的”；但是文学提供了艺术合理性充分自洽的逻辑，它凭借足以抗辩、扭转“从前有效的社会标准”的力量，更新视野，再造出人们对人性、对世界的理解，“并逐渐为这个包括所有读者的社会舆论所认可”（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这是“惊人的艺术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