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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解读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15年，2016年重印时，匆匆将一望而知之错漏订正。此番再度重印，恭请友人郜积意教授，悉心校阅，本人仔细校勘，除了订正错字，补足疏漏的注释之外，还对某些论述不够精确之处（如对薛宝钗的阐释）加以修改，另外，对西方阅读学中之统计方法的批评，作了必要的补充。 《文学评论》杂志2015年第4期刊发了美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耶鲁四君子”之首希利斯·米勒的《致张江的第二封信》，他坦言： 您问我是否相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批评方法，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我的回答是，在西方有很多套此类的批评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一套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不存在任何理论范式可以保证你在竭力尽可能好地阅读特定文本时，帮助你有心理准备地接受你所找到的内容。因此，我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 笔者对此等学说，向来不以为然。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于西方前卫文论诸大师面对文学文本解读坦承“一筹莫展”之困境，坚持具体分析，作系统批判，毅然建构中国式的解读学，对古今中外经典文本作大量的解读。尽管如此，看到米勒先生这样明确地断定“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仍然为他的谨慎而感动。米勒先生只说西方诸多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文本解读无能为力，并没有排除非西方文论可能有的例外。同时，笔者又为米勒先生的思辨中断而深感同情。既然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不相容，作为文论学派的杰出代表，对一代理论家陷入这样的困局，为什么不发挥西方文论思辨的特长，追问其原因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马丁·海德格尔早就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西方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懂了海德格尔对他们“行不通”的警示。一味把文本当作某种现成物，把自己仅仅当作读者、被动接受文本，前卫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只有进入“作品的被创作”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想象中进入艺术家创作的过程，设想自己是作者与之对话，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一点，说起来很玄，但是，并不神秘。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注解：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