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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西方前卫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只看到作品这样写了，没有意识到只有明确了作者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只有在想象中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创作过程，才能洞悉作品的奥秘。 也许这样的思路，在西方文论及其追随者看来，可能是空谈。并不是所有经典之作，都有原稿、修改稿可资对照，但是，笔者在本书中，提出还原和比较，多层次的具体分析方法等，兼顾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但是，对理论家来说，并非苛求。从另一方面讲，阅读之初，也许距离但丁远甚，但是，在阅读中进入分析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升腾到接近作家的水准，是原本狭隘的心理预设和作品的丰富内涵的一场搏斗，越是接近作者的水准，越可能迎来阅读的胜利，相反，则是失败。一千个哈姆雷特，恐怕有九百个以上带着悲剧色彩。当然，失败，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失败，就大言不惭地宣言一切理论都宿命地不可逃避地要失败，并不是其有出息的证明。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说不尽的哈姆雷特，说不尽的阿Q，说不尽的林黛玉，这不是米勒先生所设想的纯粹文字游戏，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把自己的智慧不懈地奉献上经典文本的历史的祭坛。 笔者愿把《文学文本解读学》证明的希望交给文本的解读和文本解读的历史。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