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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地觉得有一股“汪曾祺热”在悄然形成。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谈论汪曾祺，出版界仿佛约好似的，纷纷出版他的作品。今年称得上是汪曾祺出版大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小说全编》，广陵书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回望汪曾祺”系列丛书，作家出版社、现代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纷纷推出了他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和研究专著，就有五十种以上，颇为可观。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版热往往与一些时间节点和事件有关，比如作家获得大奖，或者去世，或者百岁诞辰纪念，或者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热播。对于汪曾祺来说，今年并没有太多的由头来“炒作”，这些集子，大多是图书公司策划运营的，并不属于“文化工程”建设的范畴，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民间”自发、不由自主地酿成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汪曾祺热”。 汪曾祺的作品总量并不庞大，总数量也就200多万字。如果出书，就十本左右。今年新推出的这些作品除了《汪曾祺小说全编》里增加几篇佚作外，都算不上新作，其他的出版都是单篇不停地重新组合，就像从A、B、C到B、C、A再到C、A、B……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出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市场需求在主导——对于汪曾祺的作品，读者要读，喜欢读；第二个就是中国图书发行分布不均匀，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发行区域，这个区域覆盖了，另外一些区域没有覆盖，不影响各自的图书市场。其实汪曾祺热也非今年开始，他的“人间送小温”理念让他的作品也一直温热着，有点经久不衰。 一个讲好了中国故事的作家 现在呼吁作家要写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要有中国叙事，但什么是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汪曾祺之所以让广大读者喜爱，是因为他契合了我们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也就是上上下下都希望有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作家。以前汪曾祺的作品也受到欢迎，但更多的时候他是被当作“风格”作家看待的，他的意义和价值处于半遮蔽的状态，评论界往往从艺术、技术的层面去认可他，他的价值没有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这样高的层面结合起来，没有发现他的作品包裹的是一颗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心。 这颗文化的心，首先在于汪曾祺朴素而真诚的文学理念。汪曾祺说过：“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他在给刘锡诚的信中写道：“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这是他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即对世道、对人心要有益。他的性格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强势，强调引导、引领社会风气，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这样就会传播一种正能量。 有益世道人心对于文学发展本是基础性要求，但当今文学市场上，有些作品与这个要求存在不小的距离，尤其是网络上的一些作品，对世道人心没有积极的影响，过于八卦、娱乐化，写的情感、情绪不太健康，目的就是纯粹的吐槽、猎奇，只为感官刺激，缺少中国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笼罩。 汪曾祺的个人经历潮起潮落，但他在作品里始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低谷，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为他相信人可能“欢悦的活着”的根源。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从小处着手，从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找出诗意和美感。汪曾祺在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一个挑粪桶的工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寻找生活美感的人。美是无处不在的。汪曾祺善于捕捉到这样的细节。所以，有人称他为“美的侦探”，一个孜孜不倦地探寻美的老福尔摩斯。 汪曾祺的作品里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让人读了心软。他讲的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都是些世相百态，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都是身边的故旧亲朋，环视一圈，都很眼熟。《受戒》里面的小英子、小和尚以及他们身边的大和尚，都是接地气的普通人。《岁寒三友》中县城的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他都写得非常接地气，都是民间生活里很生动、可爱的人物。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他写北京的市民生活的《安乐居》，几乎就是当时他自己生活现实的一个植入，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每天都喝一毛三分钱的酒，吃三四毛钱的兔头。然而，不管是看大门的老吕、扛包的老王、传电话的老聂、说话挺“绝”的上海老头，还是风度翩翩的画家、怕媳妇的瘸子、卖白薯的大爷，这些生活在民间底层的人，都把日常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