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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文学的这种“外国文学特征”，主要是指带有先锋意识的探索、试验特色的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从整体上看，还是以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而这种“外国文学特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那里达到了高潮。这时的先锋文学比80年代初更为内在，不仅局限于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作技艺的具体追摹，如反讽、时空悬置、零度叙述、叙述圈套、元小说技巧等，更体现在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本质的深层摹写上，譬如非逻辑、对偶然性的强调、深层隐喻的运用、神秘主义，等等。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已经向更深处发展，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并产生了一批经典文本。但是，其暴露出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还只是对意识流、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等具体潮流的借鉴，而80年代中后期则变为对西方具体作家的借鉴、摹写。譬如，残雪之于卡夫卡，扎西达娃、莫言之于马尔克斯，余华之于法国新小说，马原、孙甘露之于博尔赫斯，等等。自然，中国作家出众的才华使得他们在比照西方作家写作时，进行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他们创作出的文本，“外国文学特征”更为容易指认。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仿照这个开头，以及那种向后叙述的方式和语气的小说，在当时极为流行，直至新世纪也仍有不少作家采用这种叙述方式。莫言的《生死疲劳》、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百年孤独》的味道仍很浓郁。我认为，90年代初先锋的转向，与这种“过分的外国文学化”有着根本的关联，也许，作家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写作的危险性，担心会沦为对方的“拷贝”。以往我们往往把这种转向归因于时代氛围、政治意识形态、作家心态、市场经济的崛起等原因，未免过于简单了，看来，来自文学内部的原因更值得重视。 形成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的原因比较复杂，并不是简单罗列几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也许是中国文学发展难以避免的。 自先锋文学兴起至今，已经过去了30年，而我们今天的诸多文学观念，大多还是来自于那个文学实验的时代。尤其是80年代文学所推崇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在今天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今天许多作家的创作观念的根基与底色。譬如，在对现实的理解上，不仅存在着对现实的反映，还存在着对现实的“变形”、“隐喻”，还有非现实的“荒诞”、“魔幻”等。譬如对时间的理解，不仅存在着线性的时间，还有圆形的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的时间，等等。又如，陈焜先生在80年代初由西方现代派谈到文学的复杂性。他敏锐地意识到，简单已经不是评价文学的标准了，“无论对外国文学还是对中国文学”，“复杂性”“都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般地讲，这种复杂化不是歪曲而是更加接近了生活的真实。”“到底怎么理解现实?我们对现实的那些解释是否真的把握了现实的复杂性?我们的审美意识是否复杂到能够再现世界的复杂性?”具体到如何表现人物，他认为，“人已经非英雄化了，散文化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英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歹徒，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④陈焜是从西方现代派入手来谈对文学的看法的，他对文学作品如何把握世界，如何写人物的理解，显然是很超前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仍然离不开这些文学观念，可以说一直在印证这些观念的正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还在80年代，我们还是笼罩在外国文学之中，尤其是置身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之中。因此，80年代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虽然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不成熟，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幸运，因为中国文学可以通过借鉴外国文学，摆脱封闭与僵化，进而开创具有真正文学性、实现文学内在价值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