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三，文学生态环境的制约。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文学生态环境是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讲究文学的阶级归属，近20年虽然淡化了阶级归属，但是依然强调文学的“中国特色”，讲究意识形态特征。“文革”后的文学在突破禁区的欢呼声中一路高歌猛进，譬如朦胧诗从地下走向公开，进而进入主流诗坛；现代主义写作从被视为“异端”到受到追捧，等等。但是，无论怎样突破，底线是始终存在的，写作的禁区如同军事禁区一样横在作家面前。在这个文学生态环境中，从文艺政策、文艺体制、文艺组织，到文艺生产、发表、传播、批评研究等诸多环节，均受到律令的制约。而80年代的“清污”运动，一直在提醒这个“禁区”的存在感和不可冒犯性。在这个具有严格清规戒律的文学场域中产生的中国文学作品，整体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缺憾。众所周知，中国80年代的先锋文学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从属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在对世界的认知方面，以反思、批判为主，是对启蒙理性、工具理性颠覆性的反动。这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崇尚的带有浓厚的威权色彩的理性主义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因此，中国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妥协的结果。中国文学侧重于对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的接受，而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核，则作了毫不客气的“扬弃”。这是一种技巧层面的“仿制”与“试验”。我们往往从这种“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中，辨识出“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特征，当然这是一种极为表面化的特征，标签化的特色极为明显，和现代主义的真正内涵，可谓有云泥之别。 其四，稀薄的传统。如果说，通过对古典的断裂，诞生了“五四”文学，那么，显然，“文革”后，中国作家与传统的断裂更为明显。就年轻一代而言，多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教育经历上看，早已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甚至已经完成了对“五四”以降、以启蒙为底色的新文化的清算。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在80年代初发表时有横空出世的感觉，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仿佛看到，时间凝滞了，好像历次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不存在一样，悠久的中国传统复活了，当然那里面也有现代气息，但那现代气息却是高度中国化的。而知青一代的作家，却鲜有这种整合传统文化的能力，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为了作为与现代相对照而存在。中国作家患上了强烈的“现代性”焦虑，在骨子里是想将传统剔除出去的。寻根文学被认为是知青文学为了摆脱对西方文学的过分倚重所发起的本土文学写作运动，从传统文化(主要是地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撑，但是其结果并未激活传统，反而强化了“现代”的存在。在这里，读者容易读出与拉美文学的关联来。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虽然目的是在从楚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内核，但是，象征主义、魔幻、荒诞、变形、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表现方式均不同程度地透射进文本，使得这部作品像一部文化寓言、文化隐喻，在貌似传统的外壳中，包裹着西方文学的内核。于是，我们看到，在80年代以外国文学为参照的写作实践中，传统的弱化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缺失，使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弱化，从而凸显了外国文学或翻译文学的特征。 也许，与“五四”新文学相比，我们更能看清“传统”在文学发展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同样是参照外国文学进行写作，“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就有鲜明的不同。可以说，“五四”文学让我们想起了“创造”，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一经推出，便振聋发聩。虽然鲁迅、郭沫若对现代小说形式、现代诗歌形式的创造稍显稚嫩，但毫无疑问是带有极大的“原创性”，是个性鲜明的本土文学。究其原因，新文学是从旧文学的基础上蜕变出来的。这种蜕变自晚清即已开始，传统给予了新文学以强有力的支撑。新文学的作家大都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饱读过四书五经，他们的作品中的现代性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而80年代文学则不同，让我们想起了“模仿”，原创性不足。这一点在带有探索性的先锋文学那里最为突出。在80年代，“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是一个不断遭到质疑、抛弃的传统，“五四”文学有限的传统一时也不能得到全面的继承，可以说从一开始，80年代文学就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中。如果说，新文学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蜕变，80年代文学则是在与传统断裂的地带产生的。对外国文学的倚重，大约是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为突出的。80年代的作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诸多外国文学作家，在此情形下，自然地，外国文学就构成了我们的重要传统。我们的文学，不可能没有浓厚的“外国文学特征”。 其五，走向西方文学的“幻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冲动，在80年代尤为突出。极端的封闭导致了极端的崇洋媚外，当国门打开，西方文化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堪称是一场激烈的文化地震。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国家叙事的背景下，文学走出僵化的“文革文学”模式，向西方文学靠拢的愿望十分强烈。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就持一种“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欧美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最高水准，作为落后的中国文学理应和古代文学断裂，全面学习西洋文学。新时期自然又是一个以西学为主的氛围。一方面，大量重印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古典名著，以期恢复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为了跟上西方文学的步伐，冲破阻力译介了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同时催生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式的探索写作。西方古典名著所蕴含的启蒙理性，对于本土现实主义写作的恢复和深化，特别是对于清除“文革”造成的蒙昧，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更是在文学观念上引起了一场文学地震。对于一贯推崇理性、倡导反映现实人生的主流文学来说，现代派是如此的一个“异端”：非理性、神秘主义、非逻辑、偶然性、意识流、自动写作、魔幻现实、荒诞、异化……而在80年代的先锋作家看来，这就是当时最新的世界文学潮流，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探索实验的风气成为一时的文学时尚，求新变革的愿望，几乎是当时的主旋律。黄子平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小说家们“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之所以如此，就是被这样一个共识所驱使：创新性的先锋写作，才是代表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而从左翼文学以来一直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发展形态，在80年代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茅盾在《夜读偶记》里曾经质疑过的“文学进化论”、“欧洲中心主义”，在此时已经毫无疑问地被确立起来了。这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的渴望，体现了强烈的对外国文学的“崇拜”心理。“十七年文学”崇拜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80年代崇拜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走向西方文学，尤其是走向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一个潜在的背景。在这样的一种焦虑心态下，以西方文学作为镜像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写作。其所呈现出的外国文学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