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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文报刊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近年来，学界关于近代报刊与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报章之兴与文界剧变也予以了较多关注，而对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则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 以报刊阵线呼应革命诗潮 19世纪70年代，上海《万国公报》所刊载的一批劝戒诗已经体现出改良社会的启蒙宗旨、求实求用的诗歌观念和浅近易懂的语体特征。同时期问世的《申报》登载的一批新题材诗歌，亦体现出近代报刊诗歌在题材上求新求变、语体上通俗易懂的发展趋势——近代报刊诗歌不约而同出现的这一创作特征与新变征兆，昭示着中国古典诗歌必然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新变的历史趋势，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前夕近代诗歌新变历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探索阶段。 1898年，澳门《知新报》所刊畏庐子《闽中新乐府》，题旨和诗体大体符合梁启超其后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与革新方向，洵为诗界革命之先声。黄遵宪19世纪70年代以降的“新派诗”探索和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戊戌前夕的“新学诗”实验，只是诗界革命的先导和前奏；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太平洋航船上记录下“诗界革命”设想的那一刻，亦非诗界革命之肇端。1900年2月，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及创作纲领的《汗漫录》在《清议报》公诸于世，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一场有理论、有阵地、有队伍的诗界革命运动正式发动。 1900年2月之后，《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发生了显著变化，梁启超、邱逢甲、邱炜萲、蒋智由、毋暇等成为骨干力量，其后转向革命派阵营的秦力山、蒋同超、马君武、高旭等，亦成为该栏目的后起之秀。其诗作追求“新意境”、“新名词”和“古风格”，趋新倾向形成了风气。梁启超身体力行地践履新诗创作，成为《清议报》第一诗人，对新诗坛起到了引领作用。由他掌舵的澳门《知新报》率先响应“诗界革命”，从而将诗界革命运动的创作园地延展到华南地区。 《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栏录当代诗友之作，题材和题旨多关乎当下世运和国家兴亡，秉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学标准，侧重点放在“革其精神”，为中国诗歌指出了一条在内容和精神上师法欧西的取范路径和发展道路，充当着诗界革命运动的风向标。“诗界潮音集”栏则是此期诗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创作园地。《新民丛报》“文苑”栏以同人标榜声气的方式，在思想界和舆论界鼓动着新民救国的时代风潮，在文学界推动了诗界革命运动的迅猛开展，引领了20世纪初中国新诗坛的变革潮流。 1902年前后，正当梁启超依托《新民丛报》“文苑”栏高奏“诗界革命”主旋律之际，国内外一批报刊亦开辟了很多诗歌诗话专栏，刊发了大量符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诗学标准的诗歌，对诗界革命形成了呼应之势。其中，天津《大公报》、上海《时报》等大型新闻日报，厦门《鹭江报》、重庆《广益丛报》等综合性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文艺杂志，《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等白话报刊，《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妇女报刊是其代表。这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近代化中文报刊，在一个时期内构成了诗界革命的外围阵地和国内阵地，延展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阵线与版图。 清末《大公报》刊发了数以千计的诗歌，其主流符合“诗界革命”的纲领，推动诗界革命运动延展到华北地区。始终关怀时局、围绕救亡启蒙主旋律，既是清末《大公报》的办报宗旨，亦是英敛之主笔时期《大公报》诗歌最集中的主题意向。1907年前后，随着梁启超诗学旨趣的转向和《新民丛报》的停刊，作为时代思潮的诗界革命运动已经走向消歇；而光宣之际的《大公报》“杂俎”栏依然刊发了大量符合“诗界革命”创作标准的诗歌，在国内报刊诗歌阵线上延续了诗界革命的余脉与意绪。 《新小说》“杂歌谣”栏是对诗界革命的有意策应。《绣像小说》“时调唱歌”栏，《月月小说》“诗坛”栏，《小说林》“文苑”栏，《新新小说》“芳菲菲馆诗话”栏，《中外小说林》“南音”、“粤讴”栏，《宁波小说七日报》“唱歌”栏，《二十世纪大舞台》“文苑”栏等，则明显受《新小说》“杂歌谣”栏和《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栏影响，与诗界革命运动有着密切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