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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想象是文学创作用来征服读者的有效方式，那么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学批评则需要研究者理性的参与。然而，近年来，“想象”一词在学术研究领域成为热门理论术语，如“想象的共同体”、“想象中国的方法”、“民族国家想象”等，受其影响，一些文学研究也动辄冠以“想象”之名，以此质疑和颠覆已有的文学史结论，过分追求新意而主观性地建构另类的文学史叙述。为了避免文学研究进入脱离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而任意想象的误区，有必要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想象”式研究及其接受机制进行反思。 “想象”的建构作用没有那么大 从词源学上看，想象原本属于心理学名词，用到文学艺术研究领域，通常强调的都是想象在感知上的创造力，而不是逻辑理性的思辨和史料依据的验证。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把想象与历史研究并置，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将两个看似矛盾的术语——想象和历史组合在一起，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以史料实证为主的研究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别样的理论话语。比克罗齐走得更远的是海登·怀特，他把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叙事。在他看来，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叙事需要“建构的想象力”，同样，作为叙事之一的历史文本也需要想象力的参与，因为历史事件之间不是延续不断的，总会留有空白，而这些空白就需要想象来补充并使之成为完整的叙述。当下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异常流行的“想象”研究范式，大多以这些理论为依据。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和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或者中国的《史记》，都充分证明了文学创作与历史著作同根同源，甚至不分彼此的关系。正因为文学叙事和历史著述往往能互相参证阐释，于是就有研究者曾提出“以诗证史”的命题。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记录社会历史的功能，我们不否认想象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作用，但不能在研究中忽视历史发展而肆意夸大想象的建构作用，从而使文学史研究脱离客观历史，按照研究者自己的方式和需要进行有选择的历史建构。更何况很多研究者“想象”的依据是叙事文学文本，这种以虚构为前提的推论即使逻辑性再严密，也不能完全代替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小说与社会历史和国家意识形态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割裂两者的关系或者单纯夸大想象的建构作用都不足以呈现文学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想象”式研究语境复杂 “想象”式研究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成为一种潮流，除了这种研究模式本身能引发新的学术生长点之外，更多的原因则是学界因求变心切而引起的理论焦虑。近年来，一些文学研究者患上了“理论依赖症”，落入西方理论体系难以自拔，盲目追随西方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实际上，诸多“想象”式研究背后往往隐含着西方的文化霸权，是站在西方立场对中国的“想象”，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问题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和研究。 和“想象”一样，诸如“现代性”、“后现代性”、“公共空间”、“身份认同”、“性别”、“权力”等西方名词术语在各类研究文章中被盲目使用，造成了理论术语的混乱、研究心态的自卑以及理论原创力的欠缺等不良现象。那些在文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西方理论，往往有其创生的具体语境，被移植和借用后还必须考虑到其阐释的准确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近年来被研究者广泛认同的研究范式之一。但有研究者指出，其所谓的“想象”，并不是说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凭借作家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或者作家的想象力就能凭空创造出来，而是强调民族国家共同体得以创制的方式需要凭借想象的力量参与。安德森不仅探索了文学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相互关系，而且揭示了文学在参与构建民族这一幅“历史图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指出，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是小说与报纸，强调的是文学与印刷技术对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作用。但很多研究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大多强调的是文学想象在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作用并将其进行无限制的夸大，认为文学叙事比历史政治论述更为真切实在，这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面对热门的西方理论，研究者尤其需理性对待并谨慎使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仅仅诉诸想象，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个体为民族国家赴汤蹈火、牺牲生命，更无法解释为什么种族间的大规模冲突和杀戮一直延续不断。所以，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机制中，肯定还存在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让人想到诸如血脉、根系、族群、手足、情感、心理这一类令人有切肤之感的词汇。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在建制上的确存在想象的构建作用，但是其内在基础肯定存有超出想象这一功能，而与个人和群体相关的切身性。” 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来看，以西方理论为立论基础的文学研究并没有建构出一个客观的“中国”形象，而只是通过强调“想象”以及不同的“想象”方式在文学研究界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建构出一条与主流文学史迥然不同的文学发展演变道路，同时将一些所谓的“被边缘化”的文学思潮、现象和作家推向文学研究的中心。国内很多“想象”式研究的追随者，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给予自己的文学研究以严肃认真的历史责任感，而是丢弃了文学研究中注重理性和实证的优良传统，主观地为文学史强行寻找“想象”的元素，从而忽视或者遮蔽了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发展状况。这种研究恰恰体现了研究者对中国文学历史的隔膜和误解，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因此，文学研究者应该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认真梳理和思考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尊重历史和事实的态度积极建构本土文学史理论话语体系。尽管我们可以借鉴“想象”式研究方法来观照本土问题，拓展理论资源和文化视野，但绝不能将其奉为文学史研究的至高范式，从而丧失研究的自主性和问题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