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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写者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当代文化和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我的存在与消失，主体的肯定与否定，“我是谁”“你又是谁”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自我和主体的式微，而实际上，正是自我的感觉暗淡和由此而生起的焦虑，才有了人们奋力寻找自我、叩问自我、突出地强化自我的思想和理论行为。没有人愿意放弃自我。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些哲学流派企图消灭和拆解主体，注定难以实现其目的。那么书写者呢？书写者如何面对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关于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有三种情况需要讨论：作品就是自传或半自传；作家的经历深刻影响写作，文本是作家经历的折射；与作家本人经历毫无关系，号称完全虚构的文本。前两种情况不需要讨论，因为作家就是要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在作品中，作家论证自己，也要读者印证自己。此类文本，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大比重。核心是第三种情况，看起来文本与作者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作者本人也要宣称所谓“零度写作”，绝不投射书写者本人的任何思想情感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本似乎好一些，特别是以虚构为天职的小说类文本，但即便是这类文本，也可以从中找到作者无处不在的幽灵。更难考证的，也许是哲学和历史文本，比如福柯的《什么是作者？》，福柯本人的影响，他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追求，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难道毫无症候和征兆，福柯可以不在文本之中，人们可以不计较是福柯在说吗？ 先说经典中的作者。福柯是以贝克特的话为起点开始这个话题讨论的——“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看贝克特如何面对文本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说他如何认识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他如何在文本中验证自己。贝克特是法国荒诞派戏剧大师。他的戏剧理念及实践，以实验的、抽象的、荒诞不经的面目呈现于世人，简洁、抽象、梦呓般的风格给人以震撼。那里面似乎完全没有作者的印记，似乎给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理解有些浮浅。深入地考察和体味，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本的书写者，贝克特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作品，他的记忆和思考、他的情感和语言，以至他真诚皈依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原点，幽灵般地潜没于字里行间。直接一点的事实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对他自己童年、青年、爱情、家人和身体体验的指涉。最突出的是，贝克特的儿时记忆在其文本中随处可见，以鲜明的自我的方式存在和表白着。贝克特曾经强调和赞赏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但是，他无法否认，大量的意象与细节，把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熔铸于文本之中，使文本成为经历的认证：“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手拉手走过一座座山”“有一棵落叶松每年总是比其他的树提早一周变绿”“采石的铿锵声响彻他家上方的山间”。对此，贝克特如何对待？他只能由衷地认可：“它们都是挥之不去的。”(Knowlson，p.20)它们必然出现在文本中，成为文本深处最活跃的幽灵。间接的证明则是语言的使用。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都柏林民间语言，那种缓慢且不时停顿的节奏，让我们瞬即认证书写者的爱尔兰身份。“在《瓦特》中，贝克特这里首次实现了他的独特风格：一种富于保留性和不确定性的句法，否认又承认其他可能的情况，逗号的非凡运用”。(Cronin，p.337)这种语言风格在《终局》中体现得更加典型：“克劳夫：(目光呆滞，语调平直)终局，这是终局，将要终局，可能将要终局。(略停)谷粒加到谷粒上，一颗接着一颗，有一天，突然地，成了一堆，一小堆，讨厌的一堆。(略停)他没法再惩罚我。”(《贝克特选集》第4卷，第6-7页)有人指出，这种重复、停顿和不确定性的语言表达，不仅是都柏林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贝克特母亲的言语方式。作为没落贵族的后裔，贝克特的母亲以虔敬新教闻名，她对儿子耳提面授，引导他走向理解圣经、理解新教和理解语言的道路。而贝克特又把这些一般的文化要素凝结成为独特的自我形象驻留于文本之中，成为与读者交往的主体。 关于作者的在场与缺席，贝克特曾经迷惑过：“如果我可以，我要去哪里？如果我可以，我会去当谁？如果我有声音，我要说什么？谁说的这个，说是我说的？”“我不在他的脑子里。我不在他的旧躯体里。然而我还是在那里，因为他而在那里，和他在一起。一切都乱了。”“本来有他就够了，本来我该不在场。但不是这样的，他想要我在那里，有外形，有世界，和他一样，管他什么样，我是一切，就像他是虚无。”“然后故事开始，一切开始，我又站得远远的。我远远地站在我的故事之外，等它开始，等它结束，这声音不可能是我的。”(Beckett，p.91-92) 贝克特以诗性的语言，表达他和漂浮于其作品之上的“他”的关系。在这里，贝克特以“我”和“他”的关系，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分裂：“我”是生活中的我，“他”是作者的我；“他”不停地胁迫“我”说话，代替“我”说话；“他”指责“我”词不达意(he would like it to be my fault that words fail him)；“我”要和“他”分离。然而，可以分离吗？能够分离吗？恰恰是因为“我”和“他”无法分离，“我”才如此强调分离。因为“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的死亡就是他的死亡，所以我要站得远远的，与作品保持距离，以消解记忆的疼痛。贝克特远离作者身份的姿态，恰恰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和他作品之间的关联如何深刻又难以勾销。有材料证明，作为荒诞派大师，贝克特却十分在意“作者意图”。他的电视剧《游走四方形》(Quad)中有四个人像疯子一样从广场的四个角落出发匆忙穿越广场，看上去小心翼翼，又好像刻意避开广场的中心。詹姆斯·诺尔森请教贝克特：广场中心那个危险地带是否是道教中的“安静的中心”？贝克特否定说：“不是，至少，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他想强调的是“人类‘存在’中不断出现的烦躁情绪”。(海恩斯、诺尔森，第13页)令人烦恼的“作者意图”，没有那么容易被消解，这是作者和读者都必须寻找和证明的身份认同。 再说福柯本人。福柯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他的著作总是鲜明地与他自己生动的人生实践紧密联系，更确切地说，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他浸入生活，用深入观察以至切身体验凝聚起来的，是他实践自我、实现自我的纪录。他撰写《疯癫与文明》的生活动因是，他应朋友的邀请，到圣安娜医院协助工作，也到巴黎的监狱接触犯人，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观察。福柯说：“我感到自己同病人非常接近，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段经历促成他后来用“历史批判或结构分析的方式来写精神病学史。”(参见刘北成，第36页)据记载，1952年，福柯同朋友在瑞士“目睹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场面”，这个场面是当地精神病院的病人参与当地的狂欢节的活动。福柯自己描述：“狂欢节这天，疯人——显然不是那些病情严重的疯人——经过梳妆打扮后进入小镇。他们是在狂欢，而居民们则站在远处十分紧张地观看。归根到底，这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只有这一天他们可以全体出去，而这一天他们必须实实在在装扮疯人。”刘北成先生指出：“在福柯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对愚人节的描绘中，可以看到这一记忆的痕迹。”(同上，第35-36页)《规训与惩罚》写于1972年至1974年。在这时期前后，从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后，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等等，各种政治性抗议活动风起云涌。福柯是这些运动特别是监狱改革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他也展开了其政治领域里的“极限体验”：1971年，福柯领衔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收集和公布监狱情况；同年的5月1日，福柯到监狱门口组织集会，声援犯人运动，遭到警察击打并被拘审；1972年1月18日，福柯和萨特、德勒兹夫妇，带领支持者在卡斯蒂格利昂大街聚集，并到司法部前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被防暴警察驱赶到街上，“福柯站在最前列，满脸涨红，青筋暴露，竭尽全力抗拒”；“1972年12月，又一名阿尔及利亚人死在警察局。有几十个人举行哀悼和抗议的游行。警察驱散人群，逮捕示威者……福柯、莫里亚克和热奈为抢回被捕者而同警察搏斗。他们也遭到殴打”；1973年3月31日的数千人的游行中，福柯和莫里亚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同上，第186-188页)对此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深为吃惊和不满，但是福柯并没有停止他的学术研究和创造，“尽管社会政治斗争占用了不少时间，但这对于福柯的思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这是福柯对尼采所说的‘破坏愉悦’的体验，是福柯本人所说的一种‘极限体验’”。(同上，第195页)这些行动告诉我们，福柯此时正在投入书写的《规训与惩罚》是怎样写成的，他在这个书写中投入怎样的体验。作为书写者，他要在文本中得到身份认同，用文本表达自己，用书写证明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满怀敬畏地说：“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福柯——那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毁灭又自我发现的令人迷惑的形象，一个‘退入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形象”，福柯“把自己的各种最疯狂的冲动注入自己的著作，力图理解之，同时阐释并表达之”，“毋宁说，他的oeuvre(作品)似乎是他的书和他的生活的共同体现”。(米勒，第212、530、525页)这就是身份认同，是一个负责任的书写者的应为之举，是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行动和书写的共进行为，去寻找和实现的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可以说“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吗？不是福柯在说话，就没有这些文本；文本里没有了福柯，文本就失去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福柯就是文本，文本就是福柯。文本不死，福柯不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