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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与艺术审美的互相彰显 传记文学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必须能产生美感，才能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首先，传记文学通过人生故事使大众受到真善美的陶冶。真善美是文艺作品一贯追求的东西，也是人们所共有的一种审美心理。如李建军的《邵逸夫传》描述了邵氏兄弟公司发展的曲折历程，其中穿插了商战硝烟以及邵氏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大力捐助，树立了邵逸夫这位令人敬佩的企业家形象。再如，万伯翱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那些被铭记的成功人士，讲述了他们成功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引导读者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给予读者以思想的启示和艺术的感染。通过歌颂真善美的人和事，来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可以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明辨是非、见贤思齐、陶冶情操，从而提升思想境界与审美层次。 其次，传主非凡的人格魅力为读者展示了人性美。传主的事迹通过传记文学表现出来，正面形象的传主，往往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2016年5月，杨绛逝世后，《杨绛传》怀念版很快上市。杨绛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界，展现了一位学者的人格魅力与人性美。许多成功人士都有过艰苦的奋斗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几经周折或几度沉浮，最终才达到理想的境界。 再次，文学艺术家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可供鉴赏的艺术美。如影视传记《卓别林传》、姜贵梅译的《马克·吐温自传》、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锺书》等，都属于文艺家的传记。一方面，这些传记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本身就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另一方面，由于传主身份特殊，他们的传记往往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特性。 “真实性”与“导向性”的双峰并峙 传记文学具有警世教育的作用，反面人物不是不能写，而是要妥善处理好“溢恶”的问题。所谓“溢恶”就是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古代文艺批评家非常注重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提到：“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甚矣！”（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儒林外史》写了正反两方面的众多人物，闲斋老人明确指出，写“恶者”的目的，就在于“惩创人之逸志”，即做反面教材。 如何把反面人物的传记做成反面教材，将负面的东西转化为正能量？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传记文学的作者在选择传主时要有针对性，要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有警世作用的传主来作传；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注意素材的处理，做到详略得当。比如，不要渲染传主的“作恶”手段和细节，防止不良者加以效仿。在描写过程中，对反面传主要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写，而不是一味地“溢恶”，在写到传主的有关事件时，必要时甚至可以用精短的语句加以“点评”。 要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功能，在以反面传主为中心的传记中，还要处理好“真实性”与“导向性”的关系。对于有争议的人物要客观加以描述，同时又要注意分寸，注意作品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将负面的故事转化为正面的东西，才能更好地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功能。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传记文学的教育功能与当前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