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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新诗创造出的朦胧性与神秘美，要有一种积极的接受心态。 新诗自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存在不同形态的艺术探求和美学差异。胡适当时提倡白话诗，不赞成“抽象的写法”，提出要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出一种“逼人的影像”。在他看来，明白、清楚，加上有力，就是美。对于这种狭隘偏颇的美学观念，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长篇讲演稿里，表达了不同于胡适的意见。此后，这种意见越来越多了。1937年，胡适、梁实秋在《独立评论》上反对“看不懂的文艺”，周作人、沈从文立即站出来发表文章反对，认为这些作者的作品具有一种含蓄蕴藉的抒情特性，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 而是拥有了艺术表达自己个性的能力。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朦胧”以及“看不懂文艺” 的争论，到80年代以来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我们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 其次，如何进入和解读那些具有朦胧性和神秘美的新诗作品。 一是注意诗的意象的象征性。意象复杂、蕴涵多元的作品，常常引起批评家与研究者之间因多义理解而发生分歧的现象。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批评家李健吾着重从“装饰”二字解释这首诗表现了人生的悲哀。作者回应说，自己的诗要表现的是人生哲学体悟中所感到的“相对”观念。李健吾又出来辩解，进一步阐述了对这类象征诗的接受与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他认为“诗人挡不住读者”，与其说他的理解与作者的解释相悖，不如说是相反相成的。 二是注意这些诗的语言、意象的特殊内涵，以及它们各自之间存在的特殊联系。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这些诗的不好懂，是因为作者创作完作品之后，把语言与语言、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桥“拆掉了”，读者要追踪作者的想象，自己把桥搭起来。 三是注意一些象征派和现代派诗，往往借助神话传说、荒诞情境、虚幻想象构成抒情主体，在这些意象组合的背后，曲折隐秘地传达自己的诗旨。 四是注意诗人和诗作具有的特殊深玄的文化背景。T.S。艾略特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崛起之后，非常强调诗的象征性对于法国17世纪玄学诗这一传统艺术的吸收。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训练培养自己的解诗能力，提升自己进入复杂文本的审美素养，减少隔膜和误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