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抒情传统”值得彰显？ 《剑桥史》对五四作家“感时忧国”情怀和写实主义精神的批评，伴随着对“抒情传统”和“抒情主义”的揄扬。“抒情传统”———这个由陈世襄提出的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内容、以西方古典史诗和戏剧为参照中心的学术概念，虽然缓解了面对西方文学的焦虑，但这种“西学中用”的眼光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偏颇，关于中国文学的“主情”特征，民国以来，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郭绍虞等学者都曾讨论，但能否形成“抒情传统”，他们都很慎重。陈世襄没有像闻一多和朱光潜等人那样从正面论述中国上古没有诞生史诗的原因，而是从反面切入———没有诞生史诗正体现了“中国抒情传统”。然而当我们脱离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回到中国文学的本身，如果仍然被绝对普遍性的‘抒情’本质占据所有的诠释视域，而不能从经验现象层次去正视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环境、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不同文学体类所呈现的相对‘特殊性’，仍旧将一切中国文学都涵摄在绝对普遍性的‘抒情’本质去诠释，则中国文学在经验现象层次所呈现的多元性，将被这种一元的‘覆盖性大论述’遮蔽无遗”。（颜昆阳：《“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建构以论‘诗美典’的多面向变迁与丛聚状结构”》）从其本质来看，“抒情传统”强调的“自抒胸臆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主体经验”，其形塑于陈世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以及与艾克敦的学术互动，这点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襄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抒情传统”以浪漫主义重构诗学，强调主体体验，使个体绝缘于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体，从理性、责任和义务中解脱出来，“从有关抒情传统的论述中所包含的审美主义的超验主体可以看出，‘抒情传统’的特定政治面向即是要创造一个不承认任何外在法则的自主精神场域”。（苏岩：《公共性的缺失：“抒情传统”背后的浪漫主义美学反思》）在王德威这里，“抒情”成为统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类的一个普遍性概念。那么，这种现代文体与古典抒情诗如何互动而从古典形态迈入现代形态，他语焉不详。实际上，他是从概念到概念，为概念寻找内容。 在“抒情中国”一节，他轻易地完成了文类与时间的跨越。他说：“抒情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一种审美视角，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一个争辩平台，在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对抗现实并形成一种变化的现代视野之时，都理应被认为是一种重要资源。……现代中国抒情作家自觉地用语言重现世界。现实主义者将语言视为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抒情主义者在精炼的词汇形式中，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在他看来，抒情与写实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自觉地用语言重现世界”，另一个是“将语言视为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而抒情的优越性在于还能“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这种简单的区分，源于普实克关于现代文学“抒情的”与“史诗的”文类互换的启发，但普实克比较谨慎和理性，王德威将其更为泛化，扩展为“叙述模式、情感动力，以及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想象”。王德威一方面不断谴责“写实”的“感时忧国”，另一方面又将“抒情”扩展为“社会政治想象”。在他看来，革命（政治）甚至和抒情（文学）成为等同的概念，抒情使得蒋光慈、瞿秋白等魅力尽显，最终抒情成为革命的消费。卞之琳、何其芳的“遥拟晚唐颓靡风格的诗歌试验”，周作人“对晚明文人文化的欣赏”，胡兰成还原到“天地不仁”的自然状态乃至“自然法”的高妙“抒情”（王德威、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访谈录之一》）等都是现代性的最正当、最积极的内容，“抒情”成为一个庞杂的、不分内容、不分格调的“无限可能性”。相较之下，五四文学“感时忧国”的启蒙主义和写实主义成为“狭窄的爱国主义”，削弱和窄化了晚清以来形成的“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观与“抒情传统”。其超验的审美主义，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不受启蒙主义、责任义务、公共意识等渗透与约束的超自由、超自在的“自主精神场域”。因而《剑桥史》中说：“面对民国期间无休止的人为暴行和自然灾难，抒情主义反求自我，和现实保持距离，以为因应。但在卓越作家的笔下，抒情也能呈现与现实的辩证对话关系。抒情作家善用文字意象，不仅表达‘有情’的愿景，同时也为混乱的历史状态赋予兴观群怨的形式，在无常的人生里构建审美和伦理的秩序。”在我看来，这种超然自主、大善大美的“抒情”成为某个作家的追求或特征倒无不可，但要形成“传统”，不知是祸是福。 除上述方面的问题之外，《剑桥史》的分期与体例上可讨论之处也甚多，比如“西方文学和话语之翻译”与“印刷文化与文学社团”实际上是两篇完整的论文，硬性嵌入叙述之中，似也不妥，且内容与前后叠床架屋。等等。此文已很冗长，不再赘叙。据书前《序言》说，《剑桥史》起初是针对西方读者的，但既然译成了中文，就对中国读者负责些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