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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否被诗人对“狂士”和“狂言”的偏爱所吸引，并将自己小说处女作的主角塑造为“狂人”，纯属猜想。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反抗吃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精神叛逆者，同梁启超的“少年”大不相同。毛泽东在人民公社中所引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是歌咏宇宙力量，也不是从龚自珍诗的本义出发，而是鼓动人民跃进。《剑桥史》不做丝毫分析地予以罗列，芜杂而唐突。 （三）晚清小说的兴起，通常认为肇始于严复和夏曾佑（1863-1924）在1897年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492）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通常被认为是第一篇具有近代意义的小说美学专论，而非晚清小说兴起的标志。晚清小说的兴起，早在此文发表之前。 （四）王国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多有争议，这源自他对清王朝的忠心耿耿及对古典文学的情有独钟。1907年是王国维生涯的转折点。他意识到自己强烈的情感力量为知识界所不容，于是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文学，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致力于文学尤其是词学研究。他不满于儒家说教，受严羽、王夫之和王士禛“性灵说”的启发，独创“境界说”。（494） 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因有争议，但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无大的分歧。至于说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多有争议”，源自“他对清王朝的忠心耿耿及对古典文学的情有独钟”，并无依据。 王国维1907年由西方哲学转向中国文学，其原因是他已“疲于哲学”，欲从文学中寻求“直接之慰藉”。他说：“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三十自序二》）之所以选择词，其一，因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其二，因为其素有挽词业于颓败之志，他在《人间词甲稿序》有“六百年来，词之不振”的慨叹。其三，其填词时有佳作（如《蝶恋花》之“昨夜梦中”、《浣溪沙》之“天末同云”），有底气，亦有同前人争衡之意气。《剑桥史》却谓“他意识到自己强烈的情感力量为知识界所不容”，于是弃西方哲学而以填词为职志，不知道据何。 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总结，同时又融入了他所推重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生命体验哲学，既有中国传统诗学的启发，亦有西方哲学的疏浚，是化合中西文学的一个诗学概念。《剑桥史》只言受严羽、王夫之和王士禛的影响，而不言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浇灌，以偏概全。 （五）次年，钱玄同出版了与王敬轩的辩论，后者是由钱氏和友人、文学革命支持者刘半农（1891-1934）共同炮制的桐城派学究。这场争议举国瞩目，并引发林纾在以古文写就的小说《妖梦》和《荆生》中进行反驳。（5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