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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他是山西本地人”，是因为前文将山西当作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活动辐射的“三边”之一。对赵树理小说艺术特色的介绍，完全抓了芝麻，漏了西瓜。赵树理小说的特点主要在于继承了传统章回体话本小说的框架，注重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情节冲突中塑造人物，适合农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当然，语言上的明快、简约、幽默和方言化，也是其重要的艺术特色，但只讲语言，无法完整说明赵树理的艺术特征。 此外，《剑桥史》的叙述多处晦涩拗口，别扭扦格。如“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学问规划以及文化机构——在经历了激烈的角逐形构之后，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在曾国藩手中，桐城派最终完成了爬升至文学和政治巅峰的过程”、“抗日战争造成了许多文化体制的迁徙”等等。 （下转第19版）（上接第18版） “被压抑的现代性”与“感时忧国” 通览《剑桥史》“1841-1949”部分，不难发现“被压抑的现代性”、“感时忧国”与“抒情传统”，这三个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概念相互呼应，在所谓的“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眼光的筛选和论证中，历史本身的纹理和逻辑被抽空，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预设的颓废、娱乐、消遣、游戏以及抒情主导的、具有某种天然崇高性的西方“想象”。 “被压抑的现代性”是王德威发明的著名概念。他认为，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他发掘的“晚清小说现代性”不是指梁启超等倡导的改革“小说界革命”，而是“另一些作品———狎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丑怪的谴责小说等等”。《剑桥史》开头即重弹旧调———“诚然，五四一代作家发起的一系列变革，其激烈新奇之处是晚清文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五四运动所宣扬的现代性同样也削弱了———甚至消除了———晚清时代酝酿的种种潜在的现代性可能。”晚清文人变革思想的激烈程度可能一点不亚于五四一代作家，但是五四现代性的宏阔和多元远远超过了晚清。并不是五四运动压抑了晚清时代种种潜在的可能性，恰恰是晚清文学（尤其是王德威所钟情的那些）不能顺应时势而成为历史的“过渡”或者“弃儿”。五四新文学在成为主流之后，旧文学并未完全销声匿迹，与其说五四新文学压抑了晚清的现代性可能，不如说晚清文学已经不合时宜、不合人心，自身的弊病导致了其边缘化。五四新文学所打开的新世界，体现出晚清文学难以企及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和人文主义，其不是“窄化”，而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人们自然而然远离、拒绝甚至摒弃以消遣、娱乐、媚俗、谴责等为叙事中心的晚清文学。王德威用了五十多页的篇幅讲述晚清文学，论证晚清文学“种种潜在的现代性可能”，叙述的错误时有出现且不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篇幅上还不到晚清文学的一半。这种“偏见”源于他预设的观念和情感。王德威是“以日常生活的文学叙事或者说颓废的文学叙事来定位文学的现代性的。因而对于与此相对的启蒙文学或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文学的宏大叙事他是根本排斥的。虽然他发掘出晚清文学(小说)过去被忽略、被压抑的一面，但对于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学(小说)的现代性变革的另外一些革新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夏志清所谓的“感时忧国”是五四作家的普遍（症状），这种病的“代价”是什么呢？一是“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二是“目睹其它国家的富裕，养成了‘月亮是外国的圆’的天真想法”。其影响呢，使他们对那些启蒙文学之外的文学失去兴趣，极大地削弱和窄化了晚清以来形成的“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观和文学趣味。 五四作家感时忧国的“写实主义”（他们不光是“写实主义”，还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同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感时忧国的启蒙主义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和应然。倘若他们遵从王德威所谓的“现代性”，沉浸于王氏津津乐道的“狎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丑怪的谴责小说”等，抛开思想启蒙、写实主义和“为人生”的态度，历史不知会呈现出何种可怖可怜的图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仅包括王德威所沉醉的近代通俗文学的兴起和文学刊物的兴盛，更重要的方面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叙事、现代性的审美意识、构筑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叙事以及文学本体发展嬗变的内在要求等。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平衡的显现，除了各种现代性相互冲突激荡的作用外，更重要的还受到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焦点的制约。正是由于在倾斜的历史语境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启蒙主义的思想诉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线，因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叙事与启蒙主义的文学叙事必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互补、冲突激荡的旋律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王晓初：《褊狭而空洞的现代性———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王德威所谓的晚清现代性没有从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内涵与多种向度”以及不平衡的冲突激荡没有深刻的洞察和精准的把握，忽略了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混淆了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写作的边界，不依靠文本研究的推进，而是用文学想象置换历史起源的因果探究，“寻找文本证据来证明预设观点”，（王晓平：《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为晚清文学镀上所谓的现代光彩。晚清文学是五四文学现代性萌生的历史先源，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蜕变过程，体现历史中间物的过渡特征。但只有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才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汇入了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才完成了思想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形成了现代的精神、道德、价值观念，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了“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现代文学和审美意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被压抑的现代性”将晚清文学的这种“过渡特征”一味放大，模糊了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本质性区别，无限膨胀研究主体的情感体验，体现出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研究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