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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新青年》杂志4卷3号上发表了一篇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同期发表了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对前文逐一驳辩，以期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剑桥史》不但没有清楚说明“双簧戏”事件的前后经过，反而让人不知所云。“钱玄同出版了与王敬轩的辩论，后者是由钱氏和友人、文学革命支持者刘半农（1891-1934）共同炮制的桐城派学究”，语句不通。是“钱玄同出版了与王敬轩的辩论”吗？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啊，他曾和自己辩论？“钱氏和友人、文学革命支持者刘半农（1891-1934）炮制的桐城派学究”为何物焉？不知。另，“双簧信”并未引起“举国瞩目”，《妖梦》和《荆生》出现稍晚，映射攻击除三位主张“废汉字、灭伦常”的“少年”钱玄同、陈独秀和胡适外，还讥讽“白话学堂”校长蔡元培。 （六）狂人之后，狂妇横空出世。晚清以降，女性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527）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文学意象。《剑桥史》混淆文学人物和创作者，不加区别、让其从文学作品走到人间。“狂妇”有谁呢？《剑桥史》上溯秋瑾、陈撷芬、徐自华等人，重点论述陈衡哲、冰心等人。这样的命名，石破天惊。 （七）晚清的文本和翻译实验挑战了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敏感性的局限，无法长久存在。……1920和1930年代，现代化和国家建构已经进行，总体而言，翻译的任务如同文学创作一样，被视为唤醒阶级意识的工具，不得不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592） “晚清的文本和翻译实验挑战了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敏感性的局限”一句，不知云何。至于说二三十年代的翻译任务是“唤醒阶级意识的工具，不得不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未免过于绝对，我们可以举出很长的反证。 （八）《小说月报》一度是晚清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经茅盾之手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向，开始出版刊登俄国和法国文学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专号。（594） 革新过的《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主要刊登“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说其同鸳鸯蝴蝶派时期发生“意识形态的转向”，不够妥当，不知这里的“意识形态”何指？另，茅盾接编的《小说月报》除刊登俄国和法国文学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专号之外，还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 （九）创造社由著名诗人郭沫若和有争议的短篇小说家郁达夫创建于日本。（602） 创造社的发起组织者除郭沫若和郁达夫外，尚有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绝非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之功。 类似的问题在《剑桥史》中屡见不鲜。如介绍到台湾日据时期的小说家张文环时说：“张文环还创办了厚生演剧研究会。”实际上，厚生演剧研究会发起组织者除张文环外，还有呂赫若、王井泉、林博秋、呂泉生、杨三郎等百余人。 （十）赵树理（1906-1970）是契合《讲话》精神最成功的小说作家。他是山西本地人，1943年以描写两位农民反抗父母落后思想、追求爱情的《小二黑结婚》奠定了自己的声誉。这部作品以及其它作品如《李有才板话》（1943）中，赵树理捕捉到了山西农民方言土语的韵味，避免了五四文学中常见的欧化汉语。（6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