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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和信息化给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秩序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虽然尚未有人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但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是思维方式。由市场化所培植出来的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核心文化，也是我们解析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的重要依据。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不再过度迷恋商品内在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竭尽所能地促使商品符号化，增加商品在符号层面上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使商品符号具有巨大的表意性功能。在消费文化中，生产商、广告商、媒介人等众多关联角色，都会充分利用符号的表意性功能，将各种意义符码融入商品的设计、生产、制作和宣传中，以满足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文化欲求，刺激消费者的内在欲望。对此，费瑟斯通曾分析道：“在鲍德里亚看来，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⑤正是在这种消费逻辑驱动下，“在百货商店与市中心营造出的‘梦幻世界’中，广告与商品陈列，利用商品记号的逻辑来逾越以前被屏蔽的意义，创建新商品与众不同的纷呈并置和排列，从而有效地改变对商品的命名。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原来的用途或功能则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⑥ 消费文化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商品的存在价值将更多地依附于符号内涵的不断拓展和象征意义的不断升级，并由此带来创意性符号的疯狂增长。“虽然消费主义带来了商品的过度膨胀，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圣性被遮掩覆没了。若我们能注意到在实践中的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事情就一目了然了。”⑦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任何商品符号的象征意义在消费过程中，并不需要消费者动用理性的探索才能获得，而只需要在感官化的直觉接收中即可满足。也就是说，商品的符号意义是一种直供式的、被商家精心打造的。在这种文化境遇中，文学创作首先被自然而然地纳入文化产品之中，不再成为作家仅仅服膺于个人审美理想的精神劳作，而是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作家的创作都将受制于大众化的市场消费趣味的影响。它意味着，愈是艰深的、具有开拓性的、小众化的审美创造，将愈被消费市场所拒绝。由于商品消费的符号化，文学作品内在的实际审美功能，尤其是它的思想内涵及其审美价值，将不再成为消费的核心价值，而是更多地被其表象化的符号意义所取代，读者作为消费者也很难再积极扮演文本意义的建构者，很难成为文本再创造的有效参与者，更难自觉地接受那些只有通过挑战性思考才能捕获审美意义的作品。而“同质化”的作品，由于缺少独创性和开拓性的艺术特质，是一种审美惯性的产物，在消费过程中不需要颠覆读者的阅读经验，因此更有利于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也是为何畅销书通常都是快餐文化产品的缘由。 除了市场化之外，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同样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人们对信息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质尚在探讨之中，但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以理性为统摄地位的现实伦理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最高的知识与理性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无心之果竟是最极端的(也是信息性的)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⑧所谓“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其实表明了信息时代本身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撑，在现代媒介的急速扩张中，不断吞噬着人的理性精神和价值规范，使个体的人在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下，催生了非理性的感性欲望，失去了必要的精神深度和对生存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索。就文学来说，它直接导致了作品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是以取消理性在场的自觉行为为代价，强化了感性阅读的合法性地位。 在信息时代之前，文学传播和阅读都是以纸媒为基本载体，并由此建构了一种以理性为支撑的接受体系。波斯特就认为，“启蒙主义的自律理性个体理论从阅读印刷文章这种实践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并得到强劲的巩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⑨这也就是说，纸质媒介对人类理性启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使一切重要的人文科学在不断走向自律的过程中，获得了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就文学艺术而言，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学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在客观上控制了文学作品的粗制滥造，为文学走向经典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信息时代却让这一情形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当互联网已逐渐赢得“元媒介”地位之后，固态化和稳定性的纸质媒介开始走向边缘。一方面，网络不只是向我们提供纯粹的休闲和娱乐，而且已广泛“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⑩将一切严肃的话语进行娱乐化处理，表面上看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和美学趣味，实际上是削弱或取消广大受众的理性思考，因为它们并不关注你在“看完”之后能够获得什么，而只是关注你是否在“看”，“看”的过程远比“看完”之后的思考更重要。另一方面，当动态性的“读屏”成为人们审美接受的主要方式，也就意味着理性的在场性大受影响，对文学作品反复揣摩和细细品味被浏览所取代，直接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和经典的匮乏。 在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社会的整个文化环境已出现了质的改变。理性衰落，感性兴盛；精英边缘，大众抬头；经典淡出，快餐流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些作家主体精神的自我建构，因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试想，从传播与阅读方式的改变，到文化消费市场的走向，都不再强烈召唤那些具有原创性、深邃性和经典化的文学作品时，作家作为一种日趋边缘化的社会存在，追求“独善其身”的理想热情也会减弱，其主体意识的衰退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一旦主体意识不突出，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境遇及其可能性状况的探索能力驻足不前，一种既定的惯性心理便会主宰作家的创作。所以，有很多功成名就的作家，虽然在年复一年地发表他们的新作，但其中所包含的写作技能、审美思维乃至思考力度，并没有呈现出明确的超越姿态，只不过是创作主体在既定经验上的惯性滑行罢了。这种惯性化的写作，借助自身拥有的文学地位和商业上的符号化包装，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给文坛带来一些活跃的成分，但最终还是在“同质化”的路途上渐行渐远。 “同质化”的写作，就是一种消极的惯性写作，要么自我重复，要么盲目袭仿别人，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写作没有多少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既不能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标杆式作品，也无法有力地呼应并展示这个时代的人们内在的生存真相及其精神困境。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非常成熟的作家依然保持着自我挑战的激情，极力杜绝创作上的自我重复。他们的每一部新作的问世，总是能够对人生、历史或现实提出新的思考，对表达形式进行新的尝试。像韩少功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一路写来，每部作品都大不一样，且每部作品都体现作家自我探索和创新的姿态。史铁生、王安忆、余华、格非、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也是如此。这些作家，有的创作数量极丰(如王安忆、迟子建)，但很少有自我重复的倾向，更不可能去盲从他人。对于那些在“同质化”轨道上不断滑行的作家，笔者以为，这些作家或许是一种重要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