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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总有人坐九望十，开始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所纠结；博彩业更是推波助澜，以其特有的挠痒痒方式撩动诸侯神经，并免不了顺势大捞一笔。这显然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问题。猜测归猜测，而实际的情况是，评奖也有“钟摆效应”，主办机构总是试图在左右摇摆中寻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平衡点，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文学钟摆效应及所蕴含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有力见证。 “理想主义”五花八门 首先，且说诺贝尔文学奖有生百余年，奖金颇丰，自然是许多作家仰视的对象，其评选结果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不可谓无足轻重。但问题是，这种影响分明是极其有限的。就说一个弗洛伊德或者一个德里达吧，其对文学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另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对象是“最近一年来”“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的作家（偶尔兼及哲人、史家）。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除1914、1940、1941、1942、1943年因战争之故打烊小憩外，该奖项先后惠及百余位作家，其影响也逐渐从欧洲扩展至全球，而这百余位作家及其作品凭借该奖所催生的文学话题、文学典故、文学思想和文学方法又委实不能小觑。譬如一个拒绝领奖的萨特或者一个“唯一没有争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多少受惠于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于相对客观的诺贝尔物理奖或化学奖，罕有共识可言。托尔斯泰未能成为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同样，博尔赫斯在风生水起的20世纪70年代与该奖擦肩而过，但尊他为“文学兄长”的贝克特却“轻而易举”地夺得桂冠。而他俩在20世纪60年代初携手荣膺首届福门托奖时，博尔赫斯的得票却高出贝克特许多。 但是，撇开莫言、门罗、莫迪亚诺等少数几位，从新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颁给了不少有着明显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倾向便开始强烈地凸显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包容性。当然，这种包容性和20世纪中叶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有关；同时，它并未因之而放弃眷顾，甚至偏爱苏联流亡作家。由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理想”之谓实在失之于宽泛。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是理想主义，批判现实、否定存在即合理、认为人心不古也是理想主义，彰显个性的标新立异和拥抱风俗主义、地域主义是理想主义，追求最大公约数、奉行世界主义也是理想主义。如此等等，绝对令我们难以一概而论。 老实说，除个别情况外，前十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鲜有我心仪的。我不心仪或不那么心仪的获奖作家甚至一度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他早年对专制、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穷困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虽然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有其一惯性，但明显站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边。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辩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和文化差别，作品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穿透力，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尽管跨入新世纪后情况有所改变。因此，我承认，他是一名善变的、童心未泯的复杂作家。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土著文化、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也充满了感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当然，对他所显示的世界主义色彩，我又不能不有所保留，盖因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毕竟还有阶级，而且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盛行。正因为如此，笼统、抽象的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之谓非特无益，反而有害。试想，在这个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中国文学（譬如《红楼梦》）有几多分量？遑论黑非洲文学！且不说西方中心主义依然盛行，即或在国人心目当中，毗邻的“巴铁”（巴基斯坦）文学又知道多少？又有几多分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