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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5部长篇作为整体阅读，大致能够感觉并归纳出新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体现出的几个新特征： 首先，从创作方法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出现了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文学时尚相互交织的局面。在上述作家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索罗金和佩列文均被视为俄国后现代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而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的创作却被认为是相对“传统”的。但他们的近作却显示，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似乎越来越注重情节叙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罗金的创作，《碲钉国》虽然并不好读，但与他之前的小说相比已然十分“传统”了；而在乌利茨卡娅和瓦尔拉莫夫的小说中，我们却不难发现一些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影响的痕迹。其次，从体裁属性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呈现出了某种交叉性和合成性。在这5部长篇中，《好的斯大林》和《臆想之狼》似乎都在有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间的界限，《碲钉国》把乌托邦小说、社会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征融为一体，《“百事”一代》的体裁属性更为模糊，其研究者给它戴上了众多帽子，如“广告话语小说”、“宗教神话小说”、“商场暗战小说”、“社会寓言小说”等，这些定义是小说题材意义上的，也是体裁意义上的。最后，从作品内容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表现出某种非情节化、非英雄化的趋向。这5部长篇，无论是地道的后现代小说还是相对传统的小说，都不再具有饶有兴味、贯穿始终的清晰线索，情节也并非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即便有主人公，也与俄国传统长篇中的主角不同，似乎不再是作者倾注情感着力塑造的对象，而往往遭遇到某种扁平化处理。长篇小说主人公的“非英雄化”，既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潮流对于传统长篇小说创作范式的冲击和解构之结果，但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生活自身的多元化、碎片化和非逻辑化等现实现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悖论是，即便在情节淡化、人物扁平的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中，我们分明仍能感觉到俄国文学的某些传统特质之渗透，比如对民族历史充满反思的追溯，对社会现实不无悲悯的关注，对人及其生活既温情又超然的观照，对文学及其力量既坚定又疑虑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5部小说的作者均与中国有着种种关联。除这5部长篇外，他们的其他作品也有被译成汉语，如佩列文的《恰巴耶夫与虚空》和《黄色箭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和《你忠实的舒里克》、瓦尔拉莫夫的《生》、索罗金的《暴风雪》等；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曾多次访华，佩列文据说也曾悄悄旅行西藏等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佩列文和索罗金这两位最重要的后现代作家的小说中，所谓“中国题材”都占有一定分量，索罗金在《暴风雪》中写到作为“向导”的“中国医生”，在《碲钉国》中也写到“莫斯科的中国人”；而对东方宗教极感兴趣的佩列文，其长篇《恰巴耶夫和虚空》更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部“禅宗佛教小说”。 在一片“作者已死”、“小说已死”的哀叹声中，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仍在积极写作，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仍在不断面世并产生影响；21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样式和风格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相比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但它们无疑仍是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强大的俄国长篇小说创作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