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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前去拜访文学理论家张炯。这位年逾八旬的学者，追忆了往昔的峥嵘岁月，谈及了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我们的文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对各种创新思潮要常怀包容之心。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主潮，不必对它有太多忧虑。文学批评要有新的成绩，需要新一代批评家继续打好基础、拓宽视野，与作家的创新实践共同进步。 从文学青年到批评家 回忆起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张炯最先想到的是1948年发表在地下刊物《骆驼》上的一篇文章，评论当时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骆驼》杂志由编辑自己刻蜡板，自己印刷发行，正在读中学的张炯也是杂志的编辑之一。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地下党的成员，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后来组织上派他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于是他作为政委，领着一支仅有174人的游击队在福建宁德地区的白云山一带打仗，他的笔名“白云飞”就与这段革命经历有关。 1955年，张炯考入北京大学，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大学期间，张炯先后创作了《千树万树梨花开》《重逢》《蓝豹子》等文学作品，其中《千树万树梨花开》发表在1956年创刊的学生杂志《红楼》第一期头版，在校园中颇为轰动，他也因此被该刊吸收做了编辑。 对于张炯来说，虽然他考中文系的初衷是将来当一名作家，可命运却不断地引导他走上编辑和批评者的道路。 1958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了同学们的心愿。张炯回忆：“我们年级一共70名同学，暑假时留在学校写文学史。我当时刚好是三个班的班联会主席，所以被选为文学史的副主编，主编是支部书记费振刚。后来这部红皮的两卷本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计80万字。第二年，社会上反映这本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于是大家商量再重新写一本，还邀请系主任杨晦先生和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焮等先生参与审稿和把关，这一次是四卷本，共120万字，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被教育部列为大学文科教材。” 毕业时，张炯没有忘记当初的愿望，仍然立志做一名作家，所以在填写志愿时，第一志愿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则是到报社当记者或者到作协当编辑，相信这样会有机会继续搞创作。结果，中科院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看中了他参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历，把他挑来分到美学家蔡仪的身边搞文学理论研究，参编《文学概论》。这本书由周扬提出并指导，另一部由他提出编写的《文学原理》则交给了上海的叶以群。 在文学所的前三年时间，张炯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中。到“文革”开始之前，他的批评文章，除了最早发表在《骆驼》上的那一篇之外，第二篇评论文章于1958年刊载在《电影艺术》上，是在一次座谈会上关于《青春之歌》的发言。第三篇发表于1960年，《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评论话剧《甲午海战》，编辑张晓翠认为张炯的发言不错，就让他改写成《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一文刊发。后来，他被调到《红旗》杂志的文化组当了两年编辑，一直到1979年初才回到文学所。 “从1979年开始，我的主业就是编辑工作，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只能兼着做。我在《文学评论》当过编辑，也当过副主编、主编，前后大概有10年。我还主编过《作品与争鸣》，它的创刊是我组织张罗的，前后也大概10年，还策划过丛书《当代文学研究资料》80多本。再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了三版，第一版我是当代部分的主编，后来第二版、第三版是做中国文学卷的副主编。我当时还兼任少数民族研究所的所长，要熟悉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一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才有比较多的时间从事评论工作。”持之以恒，成就硕果累累。张炯先后出版了数十种专著，还主编了《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文学发展通史》等丛书。 谈起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经历，张炯提起了多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前辈。何其芳时任文学所的所长，张炯评论《甲午海战》的文章就是由他签发的。这篇文章本来有一万字的篇幅，张炯看到清样时却已经删到了七八千字，他当时不大高兴，就去找编辑张晓翠。她告诉张炯，这是何其芳先生删改的，可以找他本人理论。 张炯回忆说：“我那时年少气盛，便贸然去他家。他当时住在西裱褙胡同的小院里，进门后才知道何其芳先生正在发烧，躺在床上。见到我来，他立即爬起来，叫我到书桌前，谈谈对文章删节部分的意见，然后拿出原稿，逐条给我讲他删改的理由。”当时，何其芳对他说，搞文学评论要有比较的眼光，不能仅仅就一篇作品谈一篇作品，就像看乒乓球比赛，要想知道谁打得最好，应该先看过很多世界级的比赛再来评判。这些话对张炯的触动很深。 在文学所的三年里，张炯一直是蔡仪的学术秘书，亲眼见证了蔡仪在做研究时严谨的学风。有一次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写心得，党支部书记要他把写好的稿子拿去向蔡仪请教。没想到第二天拿到稿子时，3000字的稿子旁边竟然提出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周密，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使张炯十分感动。 在他刚到文学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在周一的上班时间见到一位中年人，西装革履，戴黑框眼镜，背着一个帆布背包，里面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这个人每次都是直奔图书馆，后来张炯才知道这位就是钱锺书先生。 “那时候他大概是40多岁。有一次，我有个问题去请教他。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领我进了他的房间，书架上放着一沓笔记本，他翻开一本笔记，找到一页指给我看，告诉我这个问题可以在某本书的某一页查到。我后来去图书馆一查，果然不差。我这才知道，人们总说钱先生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可能是跟他常常复习这些笔记有关。他告诉我，从8岁起，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就要求他每天至少要读8小时书。在五七干校后期，他还每天自己带着一个小马扎坐在床前读外文书。那时也没什么书可以读，他就读西德共产党出版的《红旗》周刊，从不间断。” 这些前辈们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对他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