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军旅诗歌的发展依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上世纪90年代所形成的落寞生存特征在这个阶段继续延续着并且变得更为凸显、醒目。如果说“落寞”是新世纪军旅诗歌的一个刺眼的关键词，那么另一个关键词“坚守”的出现则赋予了军旅诗歌一种可贵的品质。依然有一大批诗人坚守在军旅诗坛之上，主要由三个群落组成：第一个群落由以李瑛、朱增泉、程步涛、峭岩等为代表的老诗人组成，他们的创作既有现实主义传统的传承，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全新思索；第二个群落是由以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为代表的中间代诗人所组成的，整体创作风貌坚实而丰富；第三个群落是以温青、董玉方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他们的诗歌具有“小众写作”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非军旅诗人积极写作军旅诗歌的现象，例如黄亚洲于2005年出版了诗集《行吟长征路》。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个性化的体验、奇特的想象力、奇崛的意象再现了惨烈悲壮的长征历史，为军旅诗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此同時，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历程，在文化回归、国学升温的浪潮中，许多军旅诗词作者也纷纷投身古典军旅诗词的创作。
    李瑛、朱增泉、程步涛、峭岩等老诗人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活力。在上世纪，他们或者以蔚为壮观的军旅诗作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创作体系，从而见证了共和国军人在民族自强历程中的昂扬奋进和迷惘失落，记录了共和国前行中的辉煌荣耀和艰难曲折；或者在滚滚硝烟和炫目血色中升腾出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哲学思索。他们亲历了当代军旅诗歌60余年的发端、发展、繁荣乃至低潮，他们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奠基者，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发展历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军者。
    进入新世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较之其他诗人，他们对战争、军队、军人等等有着更为深邃的理解，对当代军旅诗歌的写作传统，例如国家民族立场的坚守、崇高英雄精神的弘扬等，也有着更为自觉的传承和固守。当然，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试图运用最熟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传达出崭新的时代风貌。进入新世纪，李瑛以《一只马蹄铁》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军旅诗创作，显示出一种超越既往的努力。朱增泉携《中国船》《享受和平》《生命穿过死亡》等诗集跨进新世纪。他敏锐地捕捉到在血雨腥风中升腾而起的军人生命的至大之境，试图为之唱出另一种意义的赞歌。程步涛的诗集《记住那些地方》和峭岩的长诗《遵义诗笔记》，或真诚追问，或激越放歌，显示出军旅诗人勇敢深沉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担当。得益于他们的努力，新世纪军旅诗歌拥有了令人敬畏的历史沧桑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路坚韧转战至新世纪的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诗人，可称为当今军旅诗坛的中间代，他们以日益成熟的写作为军旅诗坛奉献出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高品质诗作。刘立云的《火焰之门》《开放日》等诗作以具体的形态刻画了军营日常生活面貌。诗人以观察者身份体察日常军营经验，从中提纯出军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王久辛的《大地夯歌》借用了民间夯歌的形式，让夯歌伴随着漫漫长征路一路响起，让长征途中的各种物件与夯歌一起发出气势宏大、沉雄悲壮的夯歌交响曲。那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声响变化也寓意和对应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创新之作。辛茹和康桥两位女诗人在新世纪持续发力。辛茹的长诗《火箭碑》《杨业功之歌》《洞天》组成了“火箭军三部曲”，以英雄的存在来映照、支撑和引领日常生活，呼唤民族伟力。康桥的长诗《征途》以时间推移为经线，以英雄传奇为纬线，织成了庞大的红色记忆之网。尤其是女性视角的移入，使宏大壮烈的长征历史具有了真切可感的痛楚。她们在诗歌创作与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执著与大气磅礴令人动容。
    新世纪以来军旅诗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如董玉方、温青、贾卫国、大兵、马萧萧、郭宗忠、周承强、周启垠等等。与前辈诗人们不同，出生于1970年代的他们既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也没有过多的现实磨难，他们更多时候是源于自身生命感觉去理解世界、现实、军队乃至军人生活，在艺术储备方面也拥有比前辈更为丰富的营养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无疑是幸运的。
    生命的书写和文本的自足是新生代军旅诗人写作的重点，“他们的写作淡化了题旨的确指性，冲决了题材的严格界定，而强化了诗的意蕴，拓展了诗意空间，从而获得了对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抚摸和探究的勇气。”然而当自身生命感觉几乎成为这批诗人进行创作的惟一的体验基础时，必然会导致双重效应的出现，即一方面生命回避历史和现实的纠缠会呈现出异常的清澈和澄明，而另一方面生命失去历史和现实的托举也容易失重。与此同时，文本自足的探索一方面促进了军旅诗歌的个性发展，而另一方面过于浓烈的文本实验将会导致军旅诗歌走向艰涩难懂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背负着中国军旅诗歌未来希望的新生代军旅诗人将在传统与现实、生命与使命、文本自律与他律的左奔右突中引领军旅诗歌走向全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