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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历代文人也留下了诸多见证这条丝路上多民族文化生产、发展、碰撞、融合与升华的诗作，闪耀着人文和智慧之光。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文学”这一研究新视角。当文学“牵手”丝路，会谱写出哪些新的旋律？又会给文学研究带来哪些转向与使命？为此，本期特邀国内知名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编者 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学”之光 孙少华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曾经兴起一股“西域热”，“西域文学”随即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视野。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文学”又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但无论是 “西域文学”，还是 “丝绸之路文学”，都是“中华文学”的一部分。“中华文学”曾经在丝绸之路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当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 “中华文学”为“西域文学”注入新内涵 “中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概念和学科上并无抵牾之处。早在90年代初期，这个概念就已经被学界使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侯会《中华文学五千年》、张炯等主编 《中华文学通史》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学”已经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并成为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学、丰富和扩大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然则，将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与中华文学联系起来，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何定位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它们与古代中国的内地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和共生关系？从当下看，它们作为中华文学的一部分，与世界文学尤其是与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东欧、北非的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又为中华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别呈现了怎样的文学风景和独特魅力？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学意蕴、文化价值、审美经验，能否为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所有这些问题，既是研究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讨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在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重要思考方向。 丝绸之路，有人将其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又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说到底不外乎陆地和海上两种，其中又以西北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最为发达。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首先是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商品交换。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不断征战中，丝绸之路的路线可能一度发生过变化，并且军事上的冲突大多掩盖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之光。但今天看来，丝绸之路上曾经的战争和经贸往来皆已化为历史烟云，而其衍生的文学、文化产品却依然闪耀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文学一直是丝绸之路野蛮征战中的休止符，是当时各民族和平时期的光明颂歌，是各民族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纽带和象征。汉武帝《天马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等，都是各民族互相交流的产物。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此类记载较少，但如果将丝绸之路看作一条玉线，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就是被串起来的珍珠，文学则是这些珍珠上散发出来的熠熠光辉。 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是广义西域的文学佳作（张玉声《试谈西域文学特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对丝绸之路上其他民族的文学影响到底多大，值得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三大民族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包含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其实都具有与希腊、印度相似的文学元素。其他的史诗著作，如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尔帕米斯》、塔吉克族的《高尔·奥格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在11世纪的时候，西域各民族互相交流和学习，诞生了各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福乐智慧》与《突厥语辞典》，尤其是后者，收录了大量反映当时人民生活、战斗、爱情的诗歌。另外，丝绸之路带来的一大贡献，还有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福·哈斯·哈吉甫就精通汉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粟特语。如果没有频繁的文化交流，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即使产生在古代中国的领域内，反映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也都很大，具有世界意义。《江格尔》中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从中国东部的大兴安岭，一直延伸到巴格达。这种叙事结构，与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非常相似，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有相似文学元素。这似乎证明，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无论产生于哪一个民族，其实都是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产物。在频繁的物质交换之余，在残酷的战争之后，或者在长期贫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古代人民很好的精神蕴藉和心灵抚慰。 “向西部去”成为文学研究要求 然而，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远远不止这些。西域、丝绸之路曾经创造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辉煌。但可惜的是，目前对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作品、作家介绍的初级层面。而即使这种普及性的“介绍”工作，做得也很不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文化视角正逐步向西部转移，“向西部去”，正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和要求。西域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曾经在历史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有义务在揭示它们的历史辉煌的同时，挖掘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就文学作品而言，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自然有其独特的文学、文化审美意蕴，但深入其文本、历史语境，同样可以揭示这些文学作品在生成与传播中承担的政治、文化意义。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甚至经济与军事语境。借助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同样可以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并且能够揭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交流、影响的过程。这种有益的文化经验，足以为当下提供历史借鉴。 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向西部去”，不仅仅要求研究者关注古代历史上的西部文学作品，同时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研究者而言，“读万卷书”必不可少，“行万里路”尤其重要。要了解一部作品，必须深入到产生这部作品的地方去，甚至有必要追随作品主人公的脚步，重走文学作品描写的路线。这样才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利于更为深刻地体验作品、人物的历史观念、民族感情和文学理想，同时更能激发民族自豪感。书本经验和实地勘察相结合，会更新或完善文学史观。就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来说，要深入探索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必须用“中华文学”的概念涵盖之。这样就会形成迥异于以往的文学史观，并且会大大开拓文学研究方法。 要理解“中华文学史”的内涵与外延，就不能将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传看得过于简单，不能将创作者的写作体验和创作经历看得过于简单，也不能将阅读者的文学审美和鉴赏心理看得过于简单。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并非由一人、一时完成，往往并非由一人凭空创造，有时形成后也不会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多种素材剪接、人物改造、文本扩展和情节衍化，中华文学的魅力就是如此产生和不断扩大的。中华文学史的丰富和扩大，更加需要各民族文学的参与。在此基础上，可以开拓我们的文学研究。例如，以文本为例，可以从作品原本入手，结合文本流传过程中的改编本、选本、注本、译本等，综合分析作品的文学魅力。 具体结合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学，就是努力揭示中华文学在丝绸之路上曾经闪耀着的人文和智慧之光，发掘中华文学在丝绸之路上承担的特殊意义。“丝绸之路”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最初可能是经济、军事、政治承担着主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文化与文学既在其中酝酿与生成，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神秘向往和想象。尤其是经过后世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之后，中华文学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珍珠。 当前，分享经济成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加强文学、文化交流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经济、技术必不可少，文学、文化则是巩固和加强各国、各民族友谊的黏合剂。语言学学科已经提出“为一带一路战略铺好语言之路”的口号，文学自然也不能缺席。中华文学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自觉承担起文化使者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