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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在持续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系列“重写”性质的文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如丁玲、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提出了质疑，对《青春之歌》等文学作品以及别、车、杜美学理论，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问题，现代派文学，胡风文艺思想等文学现象进行了重读、重评。其倡导者提出：“重写”之目的，“是要改变这门学科的原有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一些文章认为，革命作家存在“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而一些疏远或者回避政治的作家作品则更具有“主体性”和“艺术性”。这些文章以“审美性”、“主体性”、“当代性”、“多元化”等为旗帜，否定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同时又以对“政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其评价标准恰恰表明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图。 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 “重写文学史”以“纯审美”作为价值标准，以“政治/艺术”、“功利/审美”的二元方式对文学史政治化书写进行反叛。“重写”论认为，要从“审美”层次上把握文学作品，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就要求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而“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其实，“重写”论者所说的“历史的真实”，说到底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 因为，“当代性”首先是与中国革命历史语境紧密相联的，体现为一种历史主义意识。“重写文学史”侧重以“当代”的意识重构文学的历史，从而以历史可以完全进入“当代”视野的共时性方式，消解了真正的时间概念，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经过“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臆想或独断，“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就很有可能被回避、稀释、扭曲、消解、否定，甚至被妖魔化为各种另类表述。但是，历史的一维性和客观性已经表明：尊重历史必将高于史家的主体个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文学史家作为主体，不能决定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们只有回到文本书写者所处时代的历史与精神的制高点，将文本置于具体的时代与历史语境中，充分发掘其生成的具体过程与前提条件，同时将史家主体的情感爱憎和价值理想自然地糅合进对文学史的叙写中，这样才能抵达那个时代革命历史语境的最高认识水准，并产生其应有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