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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和现实的遮蔽 “重写文学史”所提倡的“主体性”、“当代性”、“多元化”等理论主张，其实质正在于把史家与历史（文学史）即主客体发生关系的活动——“主体”性实践，当成了事物的“本体”性存在。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过于强调文学“审美自足”的非功利性目的，将文学的“思想性”、“民族性”、“历史性”、“革命性”等因素一并作为“功利性”写作进行排斥，消解并遮蔽了许多文本自身所带有的历史与政治文化内涵。比如，“重写”者认为，《狂人日记》的价值并不在于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抑或是对现实的抗争，而是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永恒的东西”，“是在一种很高层次上谈对人类本体的认识”。这种评价无疑忽视了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鲁迅毕生倡导文学必须“为人生”，要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当时的战斗中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力量，其对现实的超越不是回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深化，深入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内里即“时代精神”中。 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精神处在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并没有完全让自己的写作介入当下，反而陷入到“纯文学”这样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文学的方式和社会互动，更不必说参与到当前的社会变革中来。“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日益呈现出保守性质。文艺创作上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错误观念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延续和写照。 回到革命文学实践本身 今天看来，除了“颠倒式”的政治化批评视角，我们很难看到“重写”文章能用更深刻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视角，来概括和描述革命文学所展示的文学经验。很多受到“重写”文章批判的“旧的”文学史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被揭示出来。在笔者看来，目前文学史写作最大的问题仍在于：没有找到适当的概念和理论方法，来描述我们的文学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因为只有在哲学—逻辑的眼光中，历史才成为真正的历史，文学史才能成为真正体现人类精神发展历程与规律的文学史。正如恩格斯所说，“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因为“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 因此，要走出理论困境，只有回到革命文学实践本身。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最为精深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左翼作家、革命作家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证实和升华。马克思认为，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超越个体融于群体的“类”存在。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从抒发个人一己之情，到走向为时代而歌唱的精神觉醒过程。在战争的洗礼下，他们完成了两重否定：从纯粹个人情感的吟唱，到抛弃自我深入大众的内心；从浸润着社会现实的“我”的自我表达，到与社会融合为一的“类”的自我实现，这种艺术是“远为巨大的综合的形式”，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等经典性著作中找到阐释的基本依据。例如，贺敬之诗歌的四个属性——“广延性”、“理想性”、“持续性”和“回环性”，可与西方理论提出的“主体间性”、“持存性”、“回环性”等思想相互阐发，这说明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即立足于文学文本的历史主义解读，我们才能超越用文学作品印证西方理论的单一向度，并提出自己的批评理论，从而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只有通过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我们才能真正阐明革命文学的精神内核及其艺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目前，如何真正从诗学本体的角度，深入解读一些革命作家如贺敬之、郭小川、魏巍等的作品，破解他们身上蕴含的将个体生命投入时代、献身人民的精神密码，还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提升空间。随着这一空间的拓展，我们才可能超越“重写”观念的束缚，对“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等命题获得更为真实而深刻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