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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突破与超越的创新意识 杨英杰：每次拜读您的新著或聆听您的讲课，感到有不少超越前人或他人的新意，因而对您在文论研究与教学中寻求突破的创新意识留下深刻的印象。请您谈谈如何把创新意识转化成为创新理论的实践。 陈传才：过誉了。虽然我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距离“超越性”的创新理论还有很大的距离，不必评价过高。众所周知，文艺理论研究所面对的是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文艺现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艺传统和流派、思潮，研究者所提出并着力探寻的问题，若不是从文艺实践中体悟和发掘的，并从学理层面进行辨析和穷究的，就很难取得理论的突破和推进。所以，自觉的创新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它能引导研究者敏锐而深邃地观照从文艺实践中提出并生成的理论新质；另一方面引导研究者既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哲人的理论成果，又不拘泥于这些理论成果，并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实现“超越性”的理论建构。拙著《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一书，重点部分是对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学思潮、流派的梳理和深层论析。在论及“新写实”“新体验”小说的性质时，我们透过文本细读，发现“新写实”小说不同于此前现实主义的深化之处，就在于这些作家把艺术观照社会人生的中心视点，从形而上的审美提升转向形而下的“写实”，从而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况加以关注与描写。但当我们对“新写实”所追求的“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的艺术价值加以理性思考时，又深切地认为，他们虽然有较强的现代感和一定的可读性，以及给人以压抑感被宣泄的强烈感觉，但却缺乏对普通人的追求与期待的深入探寻，因而不能给人以更多的人文精神、价值的提升。对于“新体验”“新状态”的小说创作，通过与“新写实”的比较，我们发现，其艺术特征显然带有实证主义的某种印记，因为它的亲历性与纪实性所追求的是感觉、情感的真实和鲜明，虽然它消弭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非真实与真实的对立，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深度，但仍然能给人以新的现实、人生的触动，引起人们对现实发展的某种探寻。因此，对于这些试验小说呈现的艺术新质的意义和局限，应从理论上加以详析，作出新的论断。 同样，对于90年代女性小说发生从写“我们”到写“我”的私人化嬗变的命名，也是通过对8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主题的深刻变化的研究而形成的。 80年代女性文学延续“五四”女性文学主题：“爱情荒漠，女性的自我弃绝还常常被当作传统美德予以讴歌；婚姻和事业的矛盾、个人独立价值与女性社会角色要求之间的撕裂更是许多知识女性的梦魇。”进入90年代，“女性写作或从以往的社会批判转向以反讽、调侃的策略去揭穿知识分子特别是男性在社会转型中的尴尬处境；或以‘我写我身’的私人化‘话语’去反叛公众经验的‘话语’以叙写女性自我的真实空间。”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其充满矛盾的艺术结构时，又明显感到，虽然“私人化”写作在突破公共叙事的宏大主题及其普泛性意义中拓展了个人生活的表现空间，从而重视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具有不可否弃的独特价值。 然而，正如我们从西方现代主义某些自恋性的叙事与后现代主义中的肉身化写作所看到那样，过于“私人化”的写作或对个人隐秘经验的过分自恋，又会把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引入误区，甚至走向以“肉身”叙事的媚俗歧途上去。 此外，在论及以王朔为代表的后先锋写作时，一方面指出，他塑造的“痞子形象”表明，作家急于寻求新的精神文化母体的渴望，导致他参照了后现代文化策略，选择了消除深度的平面化写作，在取得具有革新性颠覆效应的过程中，因冷漠了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而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强调，他的创作力求拆除文学雅俗二元对立的旧格局，进行“雅”、“俗”变奏的文体试验，为文学走向大众，实现“雅”、“俗”互动，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纵观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流派的多元化嬗变，我们对其艺术特质进行了如下的理论归纳：“审美视界从理想性、超越性走向世俗性和感性经验；审美价值由追求审美意蕴走向非审美的情感宣泄或调适；文艺形态或走向雅、俗变奏，或从文字文本转向影像文本（小说诗歌的网络化和多媒体）。”这一系列的变化悄然地改写旧的文学理念、思维方式和文艺创造（生产）与欣赏（消费）的特性和发展格局。 上述新的理论探索，虽然阐述了一些触及当今文艺实践变化发展的观点，但并未真正形成“超越性”的创新理论，这是因为创新理论的形成必须经历信息的不断增大，思维空间的不断拓展，直至引发各种文论观点的交锋的复杂过程，绝非是一次性的实践与认知所能达到的。因此，每完成一项研究课题之后，总会留下遗憾，“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