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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开放而深沉的问题意识 杨英杰：您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论著中，曾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普遍疏离现实，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深感忧虑，说明问题意识是关乎文艺理论能否从文艺实践中提出真问题，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请谈谈您在研究与教学中是如何以问题为导向的？ 陈传才：在社会文化变革的每一阶段，文艺实践都向人们提出文艺理论需要并应该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一切文艺实践都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文艺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是实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文论研究不以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为靶，就会无的放矢失去目标，更遑论什么理论上的开拓创新。比如拙著《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论述之所以有别于改革开放伊始出版的《文学理论》，就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艺变革向文论探索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系统而整体地研究文艺本质特征的问题。正是在此问题的导向下，该书从“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文学审美实践的特殊本质”“ 文学区别其他艺术的特质”等三个维度对文学本质进行系统的论述，既是对之前出版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的进一步提炼与整合，又是从变革的文艺实践出发对文学本质予以深入的论析。即使是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论述，也是从“文学的审美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特殊性”“思维方式和特点的独特性”“ 艺术形象形式的独特性”等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进行深入的论证，并在其中揭示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与意识形态本质之间的深层关系。该书指出：“作家艺术家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中，所遵循的必然是艺术思维的逻辑，通过表象的分化与重组的审美意象建构，使生活中的客观表象与主体的主观意象相融合，从而生成为观念的形象体系，这是一个交织着思维与全部感觉、认识与美感活动的复杂契合与统一的过程。……这样，艺术形象（包括艺术典型、意境）就以一种积淀着理性认识内容的审美意识及其物态化形式的魅力，给人以感染和启迪，从而发挥其特殊的社会作用。”该书还结合西方现代派的创作实际，进一步强调：“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诸多流派、方法本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小资产阶级作家为表现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度失望和悲观，经过深刻的审美情感体验，而获得了多种方法表达自己复杂的情绪。这既受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又是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为适应新的创作需要而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有的作品将现实、梦境、想象、神话、幻觉等结合起来，造成一种荒诞神秘的情境。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就是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通过老人亨梅尔和木乃伊的一场戏，展示了剧中人物几十年间的恩仇宿怨，从而把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的世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充分认识到这个鬼域世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幻想与现实的界限，更具特色，而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拉美文化意识的产物。……可见，创作方法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表现方法，它无法脱离社会意识而成为绝对独立的存在物。”因此，绝不能把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同审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 与此同时，该书还突出地论述了文学的人学特质，使之成为文学本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总是把文学的人性内涵视为具体的历史的，与一定社会时代的文明进程紧密联系的，绝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因此，必须在人的“一般本性”的基础上，深刻揭示和表现“每个时代历史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具体形态特征。历史上杰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也充分证明，“文学写人主要不是从生理和本能着眼，而是以社会中人的意识、行为的善恶美丑为准绳，把进步、善良、美好的思想行为赞美为合乎人性的东西，而把社会中那些腐朽、丑恶、落后的事物当作‘兽性’的东西加以否定。”正是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系统而整体的问题探寻，我们对文艺本质特征的研究才较之以前更为系统而深入。 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艺界对文艺本质特征研究的不断深入，文艺实践又向我们提出：对文艺整体存在所进行的研究，不仅要探究文艺是什么及其以什么样方式存在，还必须进一步回答其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把构建文学价值系统的新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在这个新问题的导向下，我所承担的研究课题出版的著作《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都以文学价值的构建为研究的重点。我认为，对文学价值系统的构建，既须遵循人类实践——认知活动的一般价值原则，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在需要、利益、价值的主体性与历史的合理性之间深刻联系基础上的哲学价值观；更须从文学的特性与规律出发，立足文学活动实践，构建以审美为中介的文学价值体系，形成有效阐释和评价复杂多元文学问题的理念与方法。 既然文学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文学活动的价值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去理解，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所以我们在《文艺学百年》里提出：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概括为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种打击、挫折或压迫，使心里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用于现实的生存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文学的这两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归根结底又和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品位有着内在的联系。” 后来，我又在《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的论著及其他论文里，标举“以审美为中介构建文学价值体系”的角度，对上述观点加以进一步论述，指出：”在以审美为基点的多重性价值系统的运作机制中，始终凸显着审美价值创造和评价的两个基本取向。一是立足于人的现实感性欲求，让一切属人的合理的情感需要（如人需要释放、调适、交流、娱乐和抚慰等等）成为审美艺术创造的基本内涵和旨趣；二是超越人的现实感性欲求，探寻和表现人的生命意义和理想价值，在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中深化艺术形象的审美意蕴，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追求完美的人格塑造作为审美艺术创造的基本内涵和旨趣。 这两种基本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共在的互动关系，使得其中任何一种取向在人和文学的相互生成与发展中获得主导话语时，另一种取向就会发挥其制衡的作用。虽然从审美的层次和品位上两者有高下之分，但它们都是文学价值、功能系统中的基本维度，并在整体系统的动态展开中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潜在张力。”我们还以这个价值坐标去评价严肃的高雅的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及其互动共生的格局，以回应文学实践提出的文学走向主导与多元协调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个原则适用于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对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