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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才简介 陈传才，1936 年生，广东普宁人，196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之一，2004 年获首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评审专家，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艺术本质特征新论》《文艺创作七十讲》《文学理论新编》《文艺学百年》《中国20 世纪后20 年文学思潮》《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等。 确立宏阔而辩证的方法论意识 杨英杰：我们从您的论著中发现，与“文革”前不同，您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文论探寻之思，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立足文学活动实践，对文艺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宏阔而辩证的论析，表现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意识。请您谈谈这种理论自觉与方法论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贯穿于文论研究与教学之中的？ 陈传才：虽然我在文论研究与教学的岗位上已度过半个多世纪，但真正懂得文艺理论的生命活力在于面向实践开拓创新的真谛，却是从新时期的学术经历中获得的。“文革”以前的研究与教学，基本上是注经式的，或照搬经典权威的理论，或重复前人、名家的观点，极少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思考文艺实践并对既定的理论、观念做出自己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文艺审美实践也发生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重大变化。面对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与现代主义文艺试验，以及西方现代以来各种文艺理论批评新潮的影响，文论研究与教学的观念、内容与方法，也亟需更新、调整和拓展，才能适应当代审美实践发展的要求。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文论探索才接通了文艺实践的源头，逐渐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思考社会变革和审美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拓展研究视界与思路、更新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 新时期文艺的变革发展，不仅表现在文艺创造的话语方式越来越个人化、个性化，而且表现为文艺观念和批评范型的日益主体化、多样化。尤其是面对西方文论新潮的观念，如果不能立足文艺实践，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及一般科学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专门科学方法（如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和文艺心理学）加以辨析，就很容易造成理论的偏误。比如当年流行的弗洛伊德的“性欲转化”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科林伍德的“情感表现”说、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说，以及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说，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致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似乎当今世界文艺的走向表明，理性的火炬已经熄灭，人类在非理性的黑暗和迷惘中彳亍着，把目光从严峻的现实转向“自我”或“自我”的内心，甚至把潜意识的冲动或性本能冲动当作创作的动力源泉。如果以此观点去概括西方某些现代派的创作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用此观点看待我国新时期文艺变革创新的现象，那就只见皮毛、表象，而不识其真正的意义了。为此，我撰写了《浅谈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光明日报，1988年7月21日）、《中国国情与文艺变革》（文艺争鸣，1988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主体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等文章，结合我对莫言、张炜、李锐等青年作家现代性试验小说的体悟，指出：文学的主体性、情感性的“我”，除了体现着作家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和理性认识外，还包含着主体自身在人类历史演变及积淀中形成的潜意识和直觉、本能等复杂因素。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其意识、情感既受社会历史规律和一定世界观的制约和支配，因而是一种自觉的思维情感活动外，还因为在人自身的生命活动中，思维、情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心理范畴，前者主要诉诸人以理性的认识及本质反映，后者侧重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表现为喜怒、爱憎、悲欢等情状，因而与生理、心理的复杂因素密切联系，尤其与人的潜意识和直觉、本能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作家在创作中呈现的潜意识、直觉、生命激情、灵感等非自觉意识，始终为理性和自觉意识所统摄。作家正是在自觉意识与非自觉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有限与无限、实与虚、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发现多样而又生生不息的美，从而凝聚为具有主体审美理想追求的艺术世界。 新时期文艺变革所凸显的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创作主体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必然会在重视客体反映的同时，突出主体能动创造的特性。强调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区别于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就在于作家不但用他的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认识去观察与把握世界，更须充分调动他的全部人格与美学理想，融汇自己的全部意识、情感，驱动自己的独特感受、想象以及那些不自觉的潜意识，从而构成一种和谐的体验与描绘客观视界的力量，创造出富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作家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往往形成文学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和品位。那种“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的文艺审美创造，其价值品位与意义，显然区别于“从比较单纯、褊狭的个体意识出发，把某些生命本能当作生命本质加以表现”的创作。从根本上说，作品形象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愈深广独特，就愈具有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意义和价值。 又如，面对文艺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个人化写作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文艺在雅俗互动中形成的“化大众”与“大众化”的话语并置问题，我们的思考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为基础，综合运用“和而不同”的传统思维及当代多元共生的思维格局，形成亦此亦彼、双向逆反的阐释机制，从而揭示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必须通过作家的个人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才不至于成为千篇一律的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的主题；同样，如果作家独特的艺术表现不是旨在深切关注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只是追求一己的悲欢，就将成为缺乏深广的大众情怀的个人化叙述或欲望化写作。可见，文论研究与教学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以两极兼容的思维方式引导作家、艺术家形成个人化与社会化悖立、互动的创作机制，避免因彼此失重而造成艺术的缺失。 由于有了这种理论的自觉与方法论意识，我们在面对文艺变革实践的理论探索中才不会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至“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更不会走向纯概念的推演，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文论家；而是力求成为视野宏阔、思维辩证、直击问题本质的理论探险者，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回应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