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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女性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日常生活总是同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与女性是分不开的。在里下河作家的作品中，因为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执著，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性形象更有神采、更令人印象深刻。 考察里下河文学中女性形象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里下河作家笔下的传统乡村女性往往扮演的是日常生活秩序守护者的形象，而他们笔下的现代女性则常常扮演日常生活秩序“反叛者”的形象。 在汪曾祺笔下，女性是日常生活秩序与乡土伦理的守护者，是理想人性的化身。《受戒》中的小英子自然率性、质朴大胆，是作家心灵幻境中美的化身。这样一个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的女子形象身上，既能看到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等观念对作家的濡染，也能看到地域文化对他的潜移默化。在小英子与明海的交往中，小英子处处占主动。从开始的船上认识吃莲蓬到结尾“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经典对话，这个女性身上有一种天然的美，对她来说，两情相悦、长相厮守（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与伦理）才是正理，与之相比，清规戒律、当沙弥尾或方丈啥的并不重要。沙黑《街民》中的女子，往往都有一种守护日常生活的笃定与尊严。比如鞋店的老板娘宜粉儿性情泼辣，不怕事也不惹事，每日操持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庄重。同时，作为日常生活秩序的守护者，她们对人性、幸福和道德的理解也是宽厚、开放性的，并不僵化。鲁敏的《逝者的恩泽》中，东坝镇上的寡妇黄群红和女儿迎来了不速之客——一对从新疆来的母子古丽和达吾提，后者号称达吾提也是黄群红丈夫陈寅冬的儿子。让邻居们诧异的是，黄群红没有把这对母子扫地出门，而是将她们接纳进来，并且这种有悖常理的组合没有阻止她们最终成为融洽无比的一家人。女性品德的完美与家的伦理、日常生活伦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而在另外一些以表现现代女性形象为主的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日常生活秩序与传统伦理的反叛者。在王大进的《不名誉的父亲》中，当官的“父亲”背后站着一个不名誉的姚阿姨。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我”在与姚阿姨的接触中感受到她的美丽、善良，也感受到她内心的苦楚与无奈。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的母亲和周围的人对姚阿姨的指指点点，因为她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在刘仁前的《残月》中，男主人公柳永先后遭遇的三个女子田月月、秦晓月、吴梦月，虽然性情遭遇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秦晓月为柳永的才貌所吸引，两人的暧昧关系逾越了道德的界限。为了化解参与组织的迎奥运演唱会的种种危机，她又只好委曲求全和几个领导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这些都注定了这个本性善良、聪慧能干的女子无法真正寻求到自己的幸福。正如篇名《残月》所暗示的，作家心灵幻境中女性所代表的人性的完美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以看出，不管是《不名誉的父亲》里的姚阿姨，还是《残月》里的秦晓月、吴梦月，这些女子外表美丽、本性善良，她们的行为之所以脱离道德与日常生活秩序的常轨，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特殊遭遇，另一方面则与现代都市弥漫的功利主义、价值失范等整体环境的问题有关。在里下河作家的想象性书写中，农业文明时代的小城与乡村是展现女性美的理想之境，简单淳朴的人际关系，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生活，使得女性能够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操持有度、安然度日。而现代都市里的各种利益计算与交换、潜规则，则往往使得女性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并且在与男性的博弈中由于男权社会的刚性规则而落入不堪的境地。 从男女比例而言，里下河作家绝大多数是男作家，但由于他们对日常生活诗意的发掘和对女性美的想象，往往使得里下河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阴柔美的美学风格，甚至可以说，里下河文学的总体气质是女性化的。里下河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弥漫着一股与宏大历史、宏大叙述完全不同的阴柔之气（比如众多研究者发现汪曾祺的作品处处充满水的感觉，这种水的感觉不仅仅是指作家笔下的水乡环境，其实也是指作家作品总体弥漫的阴柔之美）。在这种阴柔美学的影响下，里下河文学作品中的阳刚的男性也变得有些模糊，比如《受戒》中的明海、《香河》三部曲中的柳春雨、柳成荫、柳永身上都有某些温柔重情的女性气质。里下河作家心中葆有淳朴的女性美理想，但他们在对现实社会变迁的观照中又不能不面对女性主体内涵的变化，理想美与现实境遇的张力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富于独特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