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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学之路 汤君 早年您从事词学研究，第一篇论文是怎么写成的呢？ 谢桃坊 我初到社科院，进入了学术界，一切都比较陌生，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就必须选择一个人家研究得很少或者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我的第一篇词学论文，是到四川社科院来之前就早已写好了的《宋代民间词论略》，后来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了，又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1983年，我接连在《文学遗产》发表了《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季刊发表了《张炎词论略》，又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宋代歌妓考略》。这三篇文章很重要，我一下子就成名了。 汤君 在《张炎词论略》中，您基本上对张炎词进行了重新评价，此文不仅很快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后来还获得了“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这段时期，您对宋词的研究着力于哪些词人？ 谢桃坊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兴起“拨乱反正”思潮，我和词学界师友们正逢其时。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仅肯定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豪放派词人，认为他们体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宋词发展的主流，而婉约词派则被看作是脱离现实的逆流。我于是着重论述了柳永、晏殊、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和张炎等婉约词在宋词发展中的意义，阐发了他们词中积极的进步的和爱国的思想，重新恢复他们在词史上的地位。 汤君 您的《宋词概论》集中还原了这些词人的本来面目。 谢桃坊 我们对词人的研究，必须要找到所存在的学术问题。比如对晏殊的研究，古代的词论一般乐见其“仍步温韦”、“不减延巳”的继承的一面，而现当代学术界或认为他是“理性的诗人”，或称他有“旷达的抱负”，或者以哲理解其词作。其实，寻章摘句式的研究很难反映出晏殊词作复杂多样的面貌。晏殊词的艺术性高于思想性，间接歌颂了北宋的太平盛世，故被宋人称为“温润秀洁”的“本朝之冠”。再如柳永，建国以来他的词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我肯定其通俗歌词的作者身份，那么其词的意义也就更加突出了。他是北宋初期经济繁荣与文化高涨时期，市民阶层兴起之时和新体音乐文学词体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涌现的新思潮之代表人物，是北宋初期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再如欧阳修，因“盗甥”而入狱案，其《琴趣外篇》中的七十余首艳词是否为他的作品，古今论者均有争议。这两个疑案关系着欧公的思想品格和词史评价。我从版本角度全面考察欧词，发现其《琴趣外篇》中自作词约占半数，同时的确收入了他人之作。欧公编撰时新的歌词集以供家妓或歌妓演唱，这在当时是士大夫的雅好风尚。其所收集的那些色情词作，后来成为政敌们攻击庆历革新和诗文革新运动时诬蔑他“盗甥”的工具。前期欧词风格婉约，与晏殊词一起开宋文人词婉约传统；后期以诗为词，旷放疏宕，为苏轼词体革新的先导。又如周邦彦，他是北宋后期文化低潮中的典型文人清客，有过依附政治势力以求仕进的献赋活动。其词内容不涉时势和重要社会题材，多书写退避感伤的怀旧和羁旅情怀，多淡漠、消闲、赏玩、厌倦的情愫，如果牵强附会地将男欢女爱一类的词看成屈原香草美人之意，刻意搜寻其政治寓意，不仅不符合词的原意，也完全违反了北宋词人的习惯。周词标志着宋词艺术技巧的成熟，对南宋词的发展影响巨大。 汤君 您对南宋词人的考察，似乎特别注重词人的个性？ 谢桃坊 也不尽然，还是要结合他们的时代和生平讨论。比如姜夔，其前期词追求一种高逸潇洒、密致工巧之美，间接反映了南宋中期以来很大一部分江湖文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其后期词则过于效仿稼轩词而丧失了个性，也把宋词引向了衰亡。再如王沂孙，发展了姜夔词以来的雅化倾向，旨在表现“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缠绵深厚的爱国情怀。其咏物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民族的气节和尊严，但也把南宋词发展中的雅与俗的矛盾推向不可调和的境地，标志着词体随着宋亡而衰微的必然命运。张炎在宋末词体衰竭的时代企图集各家之长，追求不艳不俗的雅致格调和温柔敦厚的真挚，内容上充满黍离之悲、江南之恋和落魄之愁，故形成清空深婉而避空滑浅薄的风格。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词学专著《词论》，集婉约词之大成，在宋元之际仍不愧为成就最卓著的词人，是宋代最后一位词人，也是宋词的光辉的终结者。 汤君 《宋词概论》里，您详细论述了宋代的十多位名家。您是怎样确定评选标准的呢？ 谢桃坊 这的确很麻烦。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他有没有独创性；第二，他在宋词发展史中是不是有着重大意义。我选择了十二家：北宋的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南宋的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鉴于过去一些文学史仅仅粗略介绍些知识，我在全面阅读词人作品的基础上，侧重发掘词家很有思想价值的东西，所以有一定新意。 汤君 您的《中国词学史》一书，可称词学界的第一部开创性的专史，它的体系是怎样架构的？ 谢桃坊 我转向词学史的研究，是想对词学理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末，我接受龙榆生和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观念，系统地和较全面地考察了词学理论、词史研究、词学批评、词体研究、词学文献整理的历史，初步建立了词学史的体系。词体成为一种民族的音乐文学样式，它的兴起应该是在盛唐时期。敦煌文献中以《云谣集》为代表的盛唐和中唐时期的律化长短句即是这种新体音乐文学形式，它们标志着词体的兴起。西蜀词人欧阳炯的 《花间集序》是中国的第一篇词学文献，它在词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从此，“词为艳科”及“遣兴娱宾”功能成为稳固的传统观念，所以词体在两宋基本保持了民间俚俗的形态，最多被尊称为“诗余”。宋人使“词律”为诸种音乐文学和诗体中的“别是一家”，他们将词乐定性为“胡乐”，把词体起源的时间上限定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下限定在唐末，并认为文人“依声制词”为词体兴起之内因。李清照的《词论》产生在北宋后期，受了时代流行的纯艺术论影响，基本立足于婉约词的立场，故其概括和提出了词体艺术规范，如讲究音律、铺叙、典重、情致等。这虽有合理性，但难免片面极端，也未能解决词体艺术形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既否定词体改革，也无新的出路，最终不得不回到“艳科”和“小道”的旧轨道上来。 汤君 您的这部词学史，特别注意前代词学家对词韵、词谱和格律的总结、研究。 谢桃坊 朱敦儒曾应制拟词韵十六条，列入声四部，但宋人无载，后世无传。我受夏承焘先生启发，将其《樵歌》中的二百四十六首词的用韵加以归纳，恰可复原其十六条词韵。将之与宋以来的《礼部韵略》和清戈载的《词林正韵》相较，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宋词用韵的真实重现，体现了宋人以口语叶韵的习惯，表现出词韵和诗韵的区别，为我们解决词韵分部、三系阳声韵和入声韵等词学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创白圈标平声、黑圈标仄声，半黑半白圈标可平可仄之声，并示前后阕、句数、韵数、字数以及范词一首，标明作者，供填词者使用；分词的风格为婉约、豪放二体，而以婉约为正。清康熙年间浙西词派崛起，词体复兴，“词学”名称亦得到确认，词体也完成了由音乐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变。康熙二十六年刊行的万树的《词律》共收词调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体，以调的字数多少排序，每调内注明异名和字数，每调内各体亦注明字数。每调与每体各选一范例，旁注韵、句、豆，于词字可平可仄者旁注明，未注明者则依原词字之平仄。每调和每体后间有详尽的说明与考校。此法避免了图谱的先图后词不相连接的毛病，也避免了黑白圈法易出现讹误的通病。万树的《词律发凡》有助于清词的创作实践和词学复兴，标志着明代以来词律研究的最高成就。 汤君 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您非常注意辩证地看待清代词学家词论和词集的学术意义。 谢桃坊 清代词学家们的创作、词论和词集整理工作非常卓越。嘉庆年间张惠言《词选》问世，论词注重发掘词的“微言大义”，在词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兴起。其理论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都占据了词学界的主流。周济的《词辨》论词重“寄托”，认为“词亦有史”。其对词的“尊体”是针对具体作品而言的，完全摒弃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教说。他指示的作词途径也是逆序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这个途径比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要广阔得多，且调和了南、北宋词的严格分野，是近代词学史上第一个最有成就的词学理论家。刘熙载论词没有宗派偏见，惟强调词品和人品的关系，主张“儒雅之内，自有风流”，要求作品能够完全体现作家的思想品格。其“词品说”力图纠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理论缺陷和失误，对苏轼、辛弃疾等词人给予最高评价，全面肯定了豪放词的地位，在近代词史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陈廷焯的《词则》，阐明词体源流、正变观念，由浙西词派转向常州词派，以“沉郁”为词旨，再将常州派理论推向高峰。清末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四家，既是词人也是词学家，他们摆脱了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以编选词集、指示学词途径而论词学的局限，在更严格的传统学术意义上作研究。 汤君 在现代词学研究部分，您重点标举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胡云翼、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璋七家，这是为什么呢？ 谢桃坊 这七家对当代词学研究的启发和影响尤为深远重大。王国维以宋词为宋朝的时代文学，其《人间词话》以佛家观念、西方美学思想与我国文学固有材料相参证而形成“境界”说，改变了词话固有的“助闲谈”、“资考证”的性质，建立文学批评的新理论体系，体现了中、西学术化合的特质。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是梁启超。他对宋词有很全面的认识，尤能以社会批评的方式肯定辛弃疾及宋代豪放词的深刻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他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实证方法，使词学脱离了旧的考据模式，为现代词学开辟了新路。“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位以文本分析、实证和美学等先进方法与白话表述方式研究词并奠定现代词学研究基础的是胡适。他继承王国维时代文学的观念，进一步认为词体是“活文学”、“白话文学”，这就发现了词体对于新文化建设的新价值，真正达到了“尊体”的目的。胡云翼认为宋词不惟是“时代的文学”，也是“音乐的文学”，此观点遂为词学界所接受，并在20世纪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他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略》等是词学史上最早系统研究宋词历史的论著，首次提出“词为艳科”的观念，初步建构了词史的规模，充分肯定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反映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前夕的学术思潮主流，完成了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重建了现代词学理论基础。现代词学“三大家”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璋，他们的治学方法和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但恰能互补，合力推动了词学的发展，至今沾溉学界。龙榆生主要着力探讨词学内部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其主编的《词学季刊》虽仅三年，但影响巨大。夏承焘被公认为现代词学的“一代词宗”，在词人事迹考证、宋词音谱研究、唐宋词声律研究和宋词作家评论等方面都有很高建树。唐圭璋堪称现代词学大师，他以五十年的心力完成了《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著作的编纂，在词学文献的编辑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汤君 您的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词学史现已出了第3版。后来，您又走向词律、词谱等尖端、艰深问题的研究。 谢桃坊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词体格律的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明代，至清代初年《词律》和《词谱》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82问世后，词体格律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了，然而仍存在一些艰深和繁琐的问题，例如词的定体、词调的规范、词调的分类、别体的处理、词韵的标准、《词律》和《词谱》存在的错误等。若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便不可能编订一部标准的词谱以供词学研究者和现代填词者使用。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词体起源于何时，不能将词体与古代杂言诗、乐府诗、唐代声诗、唐宋大曲和元曲相区别，不能确定唐宋词有多少词调，不能制定通行的词韵和标准的词谱，我们研究词学便缺乏规范。我对上述难题做了艰苦探索，主要论文收在《词学辨》之中，又于2010年整理出《唐宋词谱粹编》，2013年出版了《唐宋词谱校正》，尝试重建词体规范。我期望由词体规范的重建来推动词学的进展。老友洛地先生最近不幸下世了，而引导我研究词体并取得成功的恰是他的律词观念，但我不认同他关于词体构成的见解。我认为关于词体，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以词从乐”，可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将词体与其他音乐文学区别；一是“以调定律”，可以切实理解律词的观念。 汤君 这对于现代词学研究非常重要。您的这类论著还着重解决了人们最渴望了解但又最不易弄清楚的宋词的艺术特征、演唱情况、音乐文学性质、是否存在流派以及唐宋词的定体、歌妓与宋词的传播、词是否为艳科等理论问题。 谢桃坊 我自己比较乐于对前辈词学家所做的不集中、不完善或于历史事实和词学理论上有缺陷的地方重新做论证和考述。比如，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时代文学，那么它的独特艺术特征究竟是什么？两万首词作各具个性，它们的主流特质是什么？我从宋词作品、宋人笔记杂书、词学文献及出土文物的考察中大略检出其大概情形：词的演唱已经成为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朝廷和官署的大合乐，中至士大夫和贵族家庭宴乐，下至瓦肆、茶舍、酒楼、歌馆等小唱，均重色艺俱佳、软美清圆的女音。宋代民间艺人甚至以口诀的方式总结歌法来传习经验。宋词的音乐特质是什么？我系统考察了盛唐以来格律化的新体燕乐长短句歌辞后认为，宋词中的胡乐成分基本丧失，它结合的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它把燕乐完全华化了。宋人是依声制词的，由此创造出了真正的律词。词体是如何产生的呢？宋人认为隋唐外来的胡乐在开元之后盛行，相应的就产生了长短句歌辞，宋人“依声制词”和“别是一家”的词体起源说，在敦煌曲子词这种标准的律词出土之后完全得到证实。唐宋词的定体当以律词的出现为标志。宋词是否可以简单地分为豪放和婉约两个流派呢？我以为，宋词并未出现过真正的流派，所谓“流派”的分类，其实是将这个概念简单化和扩大化了。词是否算“艳科”？这个问题对讨论词的体性、宋词的价值及词学史上的正宗、别调之争都非常有意义。宋人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词为艳科”。词以艳丽为本色，或以婉约为正宗，这是词史的事实。词体的艳丽表现了词人某种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追求情感自由的本质力量，这是其成为时代文学、引起读者共鸣的奥秘所在。 汤君 这些问题颇为艰深，但您的论述又总是饶有趣味。从对宋词作家个案的研究，到对词学史的研究，进而探讨词学理论，再到对词谱的整理，您的词学研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 谢桃坊 我实现了研究宋词的初衷，我的宋词研究基本上圆满结束了。从此我再也不想写词学论著了，因为确实很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