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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1935年生，成都人。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被录取为助理研究员。次年调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该所研究员。著有《柳永》、《苏轼诗研究》、《宋词概论》、《中国词学史》、《宋词辨》、《词学辨》、《宋词论集》、《唐宋词谱校正》、《唐宋词谱粹编》、《诗词格律教程》、《敦煌文化寻绎》、《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国学小史》、《成都的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人的变迁》、《国学论集》等，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谢桃坊先生是久负盛名的杰出词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在《百年词学通论》中，将其列为百年词学研究第五代的代表人物。本刊特委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君教授采访谢桃坊研究员，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自学历程 汤君 谢老师，就我所知，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这与您早期的学术铺垫有没有关系？ 谢桃坊 也不是很广泛。我的学术道路的确有点特殊。我父亲文化不高，做点小生意。母亲不识字，根本不管我。我读小学时浑浑噩噩的，不记得学了些什么。每学期发榜，都在乙等，平均成绩七十多分。毕业后父亲叫我去卖纸烟，半年后又把我送到牛市口场口外刘家院子刘杲新先生那里读私塾。刘先生字少龙，学识渊博，楷书大字在乡里很知名，早年曾为四川某著名军阀幕僚，晚年躬耕乡里，成落魄文人。他接触过维新思想，极佩服梁启超和西蜀的赵尧生。刘先生对我与其他学生不同，特别关爱，且不要求背书。我读广益书局铜版的《四书集注》，他上午叫我看朱熹的注释，偶尔讲一两段。下午教写大字和小字，完了出个作文题，有时也出个上联，就出去吃茶了。我买到一本江都余春亭的《诗韵集成》，是平水韵，有注释。他让我把《唐诗三百首》里的律诗注出韵部来。我注了几十首后，不看《诗韵》就知道某个字属于哪个韵部了。通过这些训练，我一下子懂韵部了，也懂平仄了。他从不指定我读哪本书，我想读哪本他就讲一下。半年之中，我学完了“四书”，还泛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庄子》、《左传》、《周易》等。他的书架上只有三套书：《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是笔记，还有一部《八贤手札》。我通过读它们，慢慢扩大了视野。书房隔壁是祠堂，住着一位大学生，是刘先生本家。他每天早上做农活回来后，就在祠堂里高声吟诵诗歌和古文。他吟诵得很好，我由此学会了诗文吟诵。那时，我想读一本能够指导我进入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书，但总是失望。杲新先生劝我只要精读一本就行了，可我不懂，所以并不满足。但他使我产生了读书的兴趣，引起我对知识的渴求。我从此把世俗的东西看得很轻，自然产生了一种朦胧而高远的学术追求。作为老师来说，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他是我平生最敬重的师尊。1950年秋回农村，我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当青年组长、文教委员，积极得很，也接受了新思想。 汤君 看来您很早就萌发了做人文学术研究的志向。 谢桃坊 1954年我转到小学教历史和语文。那段时间我集中吸收新文化知识，自修文艺理论、史学、逻辑学和哲学，还喜欢写新诗和小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的都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即便是现在，有时我还要翻一翻。那时读得很杂，都是自学，写笔记，写要点。晚上，其他老师都去驷马桥吃酒、吃面，我就读书。1956年报考大学，我成绩比较好，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梦想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家。为此，我制定了非常宏大的阅读计划，从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到中外交通史、中国思想史、文献学、诗律学等等都有，想以此奠定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一学年，把《周易》、《老子》一直到《宋元学案》、王夫之、廖平等这条线索拉通。《诸子集成》、“前四史”、“十三经”都通读了，还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抄了很多，足足有一本。经过较为系统的自学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哲学。雪格诺夫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和何兆清的《科学思想概论》，使我获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哲学知识。我半懂不懂地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费希特、康德、休谟等人的哲学著作，感觉还是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收获更多些。因为读得并不太懂，我主要是接受其中的一些个别论点，摘抄成卡片。比如马克思说：“本质就是对事物的假设。”列宁说：“常识等于一个时代的偏见。”这些论断，初听会令人惊奇，但确实很有道理。 汤君 后来您的兴趣又是怎么转到文学和文艺学方面的？ 谢桃坊 我因为喜爱哲学，所以相对容易接受和理解文艺理论，这成为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基础。我们那一代人很喜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修养不够，始终无法在理论上深入下去。理论其实是一种修养。每个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理，你要把它谈得很透，这就要靠理论修养。学术研究不是引用或采用东方、西方某一种学说、某一种理论就可以了，那样做其实很平庸。不管是采用结构主义也好，接受美学也好，还有心理分析或者意识流、存在主义、系统论、信息论等等，仅从某一种理论出发，都容易走向片面。1957年我成了“右派”，被定性为情节较轻、态度较好、留校学习的那种，但是从此成为另类，被同学监管，没有言论、行动的自由。我纯朴而幼稚的政治信仰被无情的现实粉碎，想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志向也变得荒唐、可笑。1958年以后，在极其痛苦的反思中，我想走纯学术道路，想找一个专业，既能满足我的理性需要，又能满足我的感性需要。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赵幼文先生在通信中鼓励了我对宋词的喜爱，所以我从此决定研究宋词。我考入大学的那年，吴则虞先生刚刚从西师调到中国科学院。他是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的，词学造诣也非常高。我发现学校《四部备要》中有他批的清真词，他编的《词的知识》我也摘录了很多。他给西师买了很多词学书籍，我都看过，基本上读完了那阵子能够见到的各种词学书籍，分类做了笔记。同时还泛读了能够见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敦煌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催眠术等等。后来我体会到，年轻时的泛观博览相当好，这种自学过程就是杜甫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读那些学术著作时，我主要留意人家的思想是如何表达的，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思想，他们怎样研究问题的，采用了什么方法，基本学术观点是什么，哪些我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 汤君 那时您在西师还能上课吗？有没有得到过老师的系统指导？ 谢桃坊 对于我们“右派”学生而言，课堂学习时断时续。我不愿意接近老师，怕给老师带来政治上的灾害。其实当时西师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比如李景白先生讲《诗经》，一字一句讲得很透。荀运昌先生是陕北人，讲汉、魏、六朝文学，口音不是很习惯，但讲得具体、实在。徐无闻先生最有才气，讲课天马行空，板书也写得好。林昭德先生曾经参加过川剧改良，宋词、元杂剧、元散曲都讲得好，这对我以后研究市民文学有影响。刘兆吉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他讲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很细腻。潘仁斋先生声音大，思路清晰，把文学理论驾驭得很好。吴宓先生讲外国文学，从国家的概况、语言、典籍，然后再说到重要作家、作品，分析得很具体。因为他的精彩讲授，我们外国文学学得相当好。受他影响，我几乎把西方主要的古典小说读完了。比如《巴黎圣母院》，吴先生说：“它就表现为对人性的追求，发掘人性当中最好的东西。”我的一个老同学还保存着他那时的讲义，近来送给我了，很宝贵。那时我没钱买讲义，连理发的钱都没有，有时去捡废纸卖几角钱补贴生活。过日子主要靠成都一个朋友，每个月在信封里夹一元钱寄给我。课堂学习让我学会了很多技能，知识也掌握得比较扎实。我个人因为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基本上以自学为主，没有特别的师承。我没有读过中学，大学以后还经历了二十年的苦难日子，其间当了十五年农民，被监督劳动。1980年参加中国社科院考试，被以助理研究员录取。此后我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应该说治学道路走上了正轨。我的治学完全是按照自己意愿做，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参加任何集体项目，不申请任何课题，保持独立和自由，也不参加单位的人事纠纷和派系斗争，按照自己的路子一直走到了今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