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部曲”追忆往昔吸收百家之长 在西南联大的读书时光是许渊冲一生的重要起点。回忆录三部曲《追忆逝水年华》《续忆逝水年华》《联大人九歌》满载着他对峥嵘往昔的眷恋。 采访中，许渊冲从书架上拿出这三本书，佐证他的求学记忆。“《追忆逝水年华》全面回忆了我的联大生活。我的同学杨振宁给这本书作了英文序。老伴儿将其翻译过来作为中文序。”谈及联大诸多良师益友对自己翻译事业及人生价值观的影响，许渊冲表示：“我是吸收百家之长。哪家有用吸收哪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提到钱锺书对您的勉励。您和钱先生都翻译过毛泽东诗词，但他将您的译文称为“不忠实的美人”。如何理解这一点？ 许渊冲：钱锺书妙语惊人，他就是个天才。他教我的时候28岁，只比我大10岁，就已出版了多部著作。有些很普通的话，经他一翻译，往往胜过原文。“吃一堑，长一智”这句本来是交给金岳霖译的。金岳霖的英文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他被难倒了，于是去请教钱锺书。钱锺书不假思索，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这非常难，但他立即就想到了。原文只是对仗，具有形美。译文不但对仗，还押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 我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钱先生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他作为毛诗的官方译者，认为我的成就很高，这非常难得。但我和他在“求真”和“求美”的翻译理念方面存在分歧。他把我的译本比作“有色玻璃”，他个人更倾向于“无色玻璃”。事实上，经我研究后，得出不存在“无色玻璃”译文的结论。 我常写信向钱锺书请教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他在回信中写道：“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他理智上求“真”，情感上爱“美”。为解决这个矛盾，他有时采取消极的办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一些诗词是不可翻译的。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他认为不好翻。我将其翻译如下：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and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Is he in love with me? Ask if the day is fine.还原成汉语是说：西边笼罩在阴雨中，而东边沐浴在阳光下。情郎对我是否有情？那就要问天晴不晴了。 翻译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模仿钱锺书“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法，采用双声叠韵来体现诗词之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The cannon roared at Huangyang Block/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这句是说：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样坚强，我们的意志形成了新的长城。炮声响彻在黄洋界上，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逃遁。除传达意美，也传达了音美。钱锺书的“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只是pit 和wit 押韵，但fall和gain无关联。我翻译的这两句除rock与block、wall与fall押韵，rank和rock、firm与form、foe与fled也押头韵。 我运用了钱锺书的翻译办法，但用得更广，译出了他认为不可译的诗句。钱锺书认为这句译文我超过他了。现在看来，你要整个超过他很难，但在某一点上可以超过他。他在给我的信中赞成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那句话：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认为诗是翻译中失而复得的东西。如果是失大于得，那就要“以创补失”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时，吴宓曾教授过您《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冯友兰讲授《新理学》等哲学课程。他们对于您的翻译理念有着怎样的启发？ 许渊冲：进联大以前，我坚持鲁迅的“信”。那时候鲁迅刚出版《死魂灵》。我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小时候我欣赏《阿Q正传》，其他作品如《故乡》当时还理解不了。他在杂文中批评别人的翻译，通常都很犀利。但是他过于坚持“直译”，《死魂灵》是字对字翻译的典型。 单从作品的俄文名称而言，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魂灵，另一层是农奴。在这部小说里应理解为后者。从作品内容上讲，在19世纪的俄国，农奴数量是地主财富的象征。当时有个人打肿脸充胖子，没钱却要说自己农奴多，因此他只能通过购买死农奴魂灵的这一低成本方式来增加财富。因此我建议将书名译为《农奴魂》。 进联大之后，我的第一课是听吴宓讲翻译。吴宓主张意译，跟鲁迅意见相反。他为外文系讲翻译时说：真境与实境迥异，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他的观点是，翻译是对真境的模仿，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在他的启发下，我认为将这本小说译为《农奴魂》比《死魂灵》要妥。 《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南文艺出版社认为您的译文胜过傅雷，因此邀您重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您认为傅雷的思想还需要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渊冲：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但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我重译他的作品时，选择扬长避短。 傅雷的《高老头》译本第五页中有一句：“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这里的“教士”属于误译，应译为“顶篷”。顶篷的法文是capucine，教士的法文是capucin，只有一个字母不同，但意义相差甚远。可能是翻译笔误，也可能是印刷错误。我在法国留学时见过这种晴雨表，表的上方有一个小顶篷，天晴时收起，下雨时才展开。另外，傅译《高老头》最后一页上，有一句是：“（欧金）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我的译文是：“他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汪汤广场上拿破仑的胜利标柱，一直望到残废军人院这位英雄的死亡之宫。”拿破仑墓地的描写，在这句话中是隐含的核心内容，但傅译未译出。这会造成读者的理解障碍：为何欧金会有欲火炎炎的目光？ 我的西南联大校友许光锐曾是个痴狂的傅雷迷。他读了我重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后，一字一句地将我的译本与傅雷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做了对比，认为前者更胜一筹。我尊重傅雷的翻译，但我可以说，我全面胜过了傅雷。他好的，我继承；他错的，我修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