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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写作不能“包治百病” 记者：创意写作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件事？ 徐则臣：创意写作在国外出现很多年了，我在2010年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里是全世界创意写作做得最好的地方，我们知道的很多作家，雷蒙德·卡佛、菲利普·罗斯、约翰·契佛、弗兰纳里·奥康纳、帕慕克，还有余光中、白先勇，都在那儿呆过。他们有一套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我觉得创意写作有一个前提——文学也是一门科学，是可教的、可分析的、有规律的。 记者：我们中国人从来都认为搞文学需要的是天赋。 徐则臣：对，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事不是谁都能干的，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可以干，所以一直以来文学被神圣化、神秘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后来我明白了，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所有文章写得好的人都去当官了，他们需要树立权威，只能告诉老百姓这个事就不要干了。还有一个原因，西方人很理性，拿过一个东西他会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中国人会说这个东西不错，感觉很好。中国人写文章、搞艺术，基本上凭感觉，非常强调直觉，中国人的思维是混沌的形象思维。所以西方会把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像庖丁解牛似的去解剖它。事实上文学肯定是能够研究的，如果不能研究，哪来那么多文学批评家？既然评论家可以这样做，作家当然也可以这样做。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通过学习创意写作，每个想当作家的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都可以成为作家？ 徐则臣：把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对文学本身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像我们爬楼梯，如果一级级爬到20层，当然也能爬上去，但坐电梯会更快。创意写作就是给你一部电梯，让你迅速掌握文学里面最基本的规律，写一手相对能看得下去的文章。如果继续往上走，那就是爬山而不是坐电梯了。就像登山运动员，飞机会把他送到半山腰，接下来要拼的是他个人的才华、修为、能力、毅力。创意写作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路径。 全世界各地都有创意写作计划，中国近几年也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让文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现在的确也是这样，在网上随便都可以发表文章，被大家看到，文学的门槛变低了。变低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可能有些作家会抱怨，这个活儿怎么什么人都来干了？似乎自己那点儿小自得、成就感被侵犯了。我觉得无所谓，全民都来写作肯定是好事，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好吧。 记者：现在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分类也在弱化，年轻一代作家基本上没有文学流派可言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徐则臣：这些东西是一个潮流，潮流的东西更多局限于形式。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所有的潮流我们都见过，我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糅在一块儿，反而不再提属于哪个潮流了。即使写现实主义的作品，也会用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所以整个小说的面目反而变得模糊了，只能说在某一方面呈现出来的特色更明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其实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因为之前一直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突然出现一些形式新颖荒诞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的确是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年轻作家的小说很难判断到底属于哪一个路子，所以反而没那么多人再去一点点归类了。 记者：您说过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对您有过很深的影响。 徐则臣：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回避掉这些作家，他们可能已经变成我们血液中的东西了。我可能没法告诉你我写的哪一章节、哪一句来自于他们，他们的书我也不可能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模模糊糊感觉和认知到他们，这些东西已经内化到我的写作里面去了，我的小说整体是在他们作品的滋养之下写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