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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平：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学家的鲁迅，一个是创作家的鲁迅，一个是翻译家的鲁迅。1938年20卷的《鲁迅全集》由复社出版，蔡元培先生在为该全集写的序中指出，翻译作品占了鲁迅全集的一半。数十年来，鲁迅翻译研究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共出现了10部专著和五六百篇论文，大多数研究者通常是借助某一翻译理论、依据鲁迅译作的序跋来写论著和学位论文，不少研究者过度执著于翻译方法论问题，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沼，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细读鲁迅翻译作品的所有文本的成果还没有出现。造成上述研究状况的原因有很多，缺乏可靠实用的《鲁迅译文全集》注释版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导因，因此当务之急是组织学术团队开展《鲁迅译文全集》的注释工作。鲁迅的译作为学界重新全面深入地认识鲁迅精神世界提供了好素材。惟有把鲁迅的创作连同译作结合起来对读，才能更为全面整体地认识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鲁迅的译作可以帮助我们追踪鲁迅思想的成长过程。从鲁迅的早期译作中可以看出，鲁迅并非天生就是思想成熟深刻的天才，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渐趋深刻伟大的过程。 刘春勇：我认为，做鲁迅研究有两种状态不容易达到，即“讲鲁迅的时候不在讲鲁迅，不讲鲁迅的时候在讲鲁迅”。前一句是说，我们要把鲁迅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鲁迅不是最终目的，而要有“溢出”。后一句是说要把鲁迅当作一种方法来运用到其他问题的研究中。这两点很重要，但我觉得接下来的第三点更重要，也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如何把我们自身的状况同鲁迅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所做的研究能不能作为我们的信仰，能不能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到一起。 沈庆利：站在21世纪重新思考鲁迅研究学科的拓展和创新，我认为最需要做的应是对20世纪的鲁迅研究做一个整体性的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超越，鲁迅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难有重大拓展。作为鲁迅研究者，应该对身为思想主体的我们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又身兼精神导师的鲁迅之间的心理关系，进行必要的反思。这种反思又包含一种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意味。鲁迅生前一再强调他既善于剖析别人，更善于自我剖析和反思。21世纪的我们当然应该继承鲁迅先生这一宝贵的精神传统。做到这一点才更容易成为鲁迅先生的“同路人”。 钱振纲：鲁迅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显学。鲁迅研究持续时间最长，资料收集最全，成果积累最丰厚，研究也最为详尽和最有深度。惟其如此，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这个领域已经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研究《狂人日记》的论文应该有200篇左右了。对于这篇小说的基本表现手法现在流行三种说法。一是陈涌的象征说，一是张恩和的寄寓说，三是温儒敏、旷新年的小序与日记的反讽说。这些说法的提出都推动了研究，但并没有完全阐释清楚《狂人日记》的基本表现手法。鲁迅的旧体诗研究也是如此。《自题小像》广为流传，对其解析得也比较清楚。但很少见到有人关注这首诗的诗体。就整体来看，这诗应当是七绝。但如果按七绝对待，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有出律的地方。因为按律第二个字应当用平声字，而这里却用了仄声字“以”。那么鲁迅为什么这样写，是应当作出解释的。我认为，当前对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旧体诗词研究一样，重视内容分析多一些，而对形式的研究则有所忽视。 黄乔生：我最近为出版鲁迅《死魂灵》手稿，写了一篇序言，写得比较长。我发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有原典性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中已经有了他的思想雏形。我个人走过了一个从西方回到中国的路。但是去年又有点把我从这条道路上唤回来了。去年我们纪念抗战，讲鲁迅引进西方版画，提倡现代新兴木刻，从西方接受影响，我觉得还是不能沉迷到中国古典里去，如果只讲中国文化，会形成文化保守和文化本位主义，还要偏颇、偏至。所以我想在21世纪，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是要追求文化平衡。 寇志明：我的学问，除了翻译以外，主要是在写注释。我对鲁迅的旧体诗写过很详细的注释。最近黄乔生要帮我一个忙，他想在国内帮我重印我的鲁迅旧体诗的英文翻译。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注释都删掉了，删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的学问主要在注释里。但删掉也有一个好处，没有注释，有时候会更吸引读者。我举个例子，我初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的著作。当时看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读到《狂人日记》，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搞不清楚吃人是比喻什么。后来我高中毕业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学士之前，我先在故乡附近匹兹堡大学念了一个暑期班，当时就开始学中文。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是台静农的儿子台益坚，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当年负责教暑期班一年级的汉语课。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上了几个小时课，大家累了，休息了一会儿，我就举手问他，不知道您对鲁迅的著作熟悉不熟悉？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这么一个17岁的美国男孩儿提到鲁迅。我赶紧就说：老师，你看《狂人日记》里“吃人”，到底是比喻什么？是不是比喻当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要吃掉中国？因为我当时以为是这个意思。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这个讲的是中国社会里面的一种人，是讲中国社会，跟帝国主义无关的。然后他看班上的其他同学，他们都没有反应，好像连鲁迅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我觉得做注释方面的工作对我们外国汉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本引起了读者兴趣以后，他们还想再深入去了解，所以他会看我们的注释。但是为了引起他刚开始的兴趣，也许不用注释，反而更好。 张梦阳：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大家在那里坐的很齐，周扬同志来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来之前，看了鲁迅的几篇文言论文，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鲁迅真是个天才。这是他的原话。他内疚年轻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鲁迅。现在重新读《文化偏至论》，我感到真的如周扬同志所说，鲁迅就是个天才，预言性太强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和悖论是贯穿人类整个社会，反抗“质化”倾向，张扬人的精神，始终是人类的要旨。最近我给《文艺报》写了一篇论文，就是鲁迅价值重估，给鲁迅一个新的提法——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我觉得这个提法会恒久地启示我们，怎么学习鲁迅，坚持鲁迅精神，为人类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张恩和：回望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鲁迅研究，应该说有很大进展：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不拘泥一些成见定论。但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也应该作一点反思？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用力做的一件事即反对“神化”鲁迅。他们提出“鲁迅是人，不是神”，对鲁迅“要平视，不要仰视”。还有一个口号“回到鲁迅那里去”。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谁神化鲁迅了？鲁迅怎么被神化了？并不见有具体且有说服力的阐释跟进。只提“反对神化鲁迅”、“鲁迅是人不是神”，不过是抢占理论高地，确实鲁迅是人不是神，但人有各种各样，有伟人，有常人，而鲁迅则是思想深邃、目光如炬、铁骨铮铮的伟人，能把他和一般人一样对待吗？对鲁迅“要平视不要仰视”，口气很大，但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和鲁迅同样的精神高度，否则和鲁迅能平视得了吗？“回到鲁迅那里去”，似乎也有道理。然而鲁迅研究跟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都有当代人的思想感情观点在里面。鲁迅的伟大是他生活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我们中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长，积习太深，包袱太重，转化极其不易。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鲁迅一辈子为反封建作斗争，不但为我们反封建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留给了我们宝贵的斗争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