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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大家的确意识到，我们今天仍要谈论鲁迅，就是因为鲁迅所面临的课题还没有解决，或者说今天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可以在鲁迅思想中找到可以应用的思想资源。在读了“70后”、“80后”一些年轻的鲁迅研究者的论文以后我感到很敬佩。他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社会多元化的时代建立起新的知识结构，可以用非常严谨的学术方法来重新考据、研究鲁迅，论文也做的非常精美。但同时我又感到有一点力道不够，就是在当下中国如何在鲁迅那里吸取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这种问题意识似乎薄弱了一些。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对早期或者前期鲁迅研究比较重视，那是一个热点。相对而言，对于鲁迅后期，我们的研究很不够，或者说很难。难在哪里？就是因为对30年代或者整个20世纪前期那段中国的历史，我们没有获得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看这样复杂的政治关系，看鲁迅在30年代如何深入地参与到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里去，很多问题可以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董炳月：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我觉得是对的。不过，这三家之外，我还想给鲁迅加一个身份，那就是“伟大的学者”。鲁迅是个伟大的学者。甚或可以说，“三家”是以“学者”身份为基础的。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当“三家”很难。“学者”应当是鲁迅的常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鲁迅对于近代学术的许多方面都有涉猎，学问太大了。比如小说史、美术、佛经、汉画像等等，这些学问和他的小说、杂文一样重要，可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种研究的不充分，也体现在《鲁迅全集》的注释方面。《鲁迅全集》中存在着不少该注未注的地方，也就是失注的地方。这不利于我们理解作为学者的鲁迅。 崔云伟：我是“70后”的鲁迅研究学人，借此机会与“30后”的鲁迅研究学人作一下比较，看一看我们这两代人在做学问上的一些基本差异。首先，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上是远远不够的。“30后”学人作论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触动。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考虑到社会现实的需要。第二，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够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前我们的鲁迅研究一直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始终产生不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这与我们不够重视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三，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够重视完整的体系和宏大的主题。如何做好选题的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处理好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第四，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在国学修养上一直没有大的补足和进步。第五，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基本史料的掌握和利用程度上也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以上比较，或许正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和盲点。我们正可以借此前进。 李哲：我是在博后期间才做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很多是通过信仰转过来的研究，我们是从研究才转入精神层面。我进入的方式是搁置他的作家身份，在历史线索中将很多其他层面的东西引入进来。比如说鲁迅去读南京路矿学堂，结合中国矿业史的状态，探讨为什么南京路矿学堂会在那个时候重建，再比如鲁迅从矿学转到医学，医学在晚清的语境当中又是什么意义？当然到最后回来，还要探讨这个资源如何转化到他的创作过程中，这是我下一步需要做的。 邱焕星：我今天发言的核心是“鲁迅研究的去政治化如何实现再政治化”。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阻碍了我们去实现“再政治化”，其根源是什么，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在此做一个基本的讨论。 第一，首先必须检讨五四启蒙背后的自由主义立场。第二，要解决言说革命的合法性问题。第三，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意味着研究者对于政治的立场，要从之前的否定批判转向一个客观中性的立场。第四，在“再政治化”的研究视野中，要重视鲁迅及其文学的实践性、社会性乃至革命性，特别关注鲁迅杂文的研究。第五，我今天言说的核心指向，是提出一个关于“文化政治”的概念，我觉得“文化政治”是一个将鲁迅一生贯穿起来研究的新思路。 张勇：我提四点看法。首先，我们有三个比较常见的、流行的鲁迅像：革命的鲁迅，启蒙的鲁迅，以及个人的鲁迅或者说是世俗化的鲁迅。这里的“个人”和鲁迅早期使用的“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种个人的、世俗化的鲁迅，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现代性的一个产物，是世俗性的消费文化塑造出来的。第二，新时期以来，这几种鲁迅研究中所产生的标准像，大体上是交替出现的，这三种鲁迅像也可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时代像。第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读了这三种鲁迅研究范式的经典著作成长起来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在特定的时代会流行某种鲁迅像。这也就是以鲁迅作为镜子反省自己的问题，反省时代的问题。 第四，很多学者都提到了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就是鲁迅研究该如何回应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我觉得应该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来。 符杰祥：前两年我们出了“70后”鲁迅研究的论集，我就对代际问题有些困惑，我们“70后”和65后差别有那么大吗？我们知识结构除了和前辈不一样，难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鲁迅自身的意义给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启示。但是不同时代，又赋予了鲁迅不同的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不是一个死海，鲁迅是一个大海。我们每个不同时代带着不同时代问题的人进入鲁迅，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新的解释。最后，我说一下怎么回到鲁迅那里。我觉得是以鲁迅为方法，不是以鲁迅为答案。鲁迅不可能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神药。但是我们不一定以鲁迅的思想为资源，我们可以以鲁迅的思想方法为资源。 杨剑龙：我首先想讲一讲我们这一代学人推进鲁迅研究的责任。我长期给研究生开设“鲁迅研究”课程，他们的第一篇鲁迅课程的作业，我大多让他们修改到能发表。我编了这部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的焦虑与精神之战》，在台湾出版，很有成就感，我在序言中说我好像在一片金黄的田野里收割，有一种收获的愉悦感。谈到鲁迅研究的创新，我就想到我很多年前陪钱谷融先生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学，当时钱谷融先生给研究生讲课，说到文学研究的创新，他说文学研究不能刻意追求创新，首先应该求真，其次求深，有了“真”和“深”，“新”也就在其中了。我们谈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首先应该回到历史原点，将鲁迅放在那个历史与时代的背景中，去除很多后来人蒙上的尘埃，然后才能研究如何传承鲁迅的精神、传承鲁迅的人格，鲁迅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