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克奖的评委需要大量阅读那些由出版社推荐的，甚至是从未耳闻的作家作品。在客观上没有市场销量和批评家意见作为参照的状态中，评委们的趣味、发现经典的能力以及小说的探索性和形式创新成为了重要指标。它更多依赖于对普通读者阅读期待的预判。那么，相对“曲高和寡”，同样“值得尊敬、道德上直言不讳、政治上发表异见”的《彼得堡的大师》《耶稣的童年》无法获奖，由西方提供话语，由本土提供饵料，立足探寻南非经验、讲述南非故事、揭露南非现实黑暗面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能顺利获奖，自然在情理之中。2016年的布克奖评委们为了追新，甚至制造了将库切尚未正式出版的《耶稣的校园时光》列入长名单的“乌龙”。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非作家的写作都被认为是采用“反抗的形式”的现实主义谴责文学，具有“明显的即时性的政治后果”。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一个大部分为文盲的国度里，库切作品最好的读者是负责“出版控制”的审查员和少量知识分子。而在“严肃小说根本没有市场”的南非，库切早期的实验性创作因其知音寥寥实际上是无需大改就直接上市的。就在攻打南非（甚或可以说整个非洲）的现实主义堡垒失败之后，在布克奖的烛照下，库切却在另外一个二战后的现实主义堡垒——英国——获得了成功。他遭遇的是帕慕克在《你为谁而写》里界定的——追求异国情调的一类读者：“他们渴望打开一本书，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国他乡，他们渴望观察这个国家的内部纷争。”鲁迅早就观察到这类现象：“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外国所注意。”经由布克奖的大力推荐，读者将库切早期那些充斥着叙事诡辩术、冷峻身体暴力书写、尖锐知识分子批判的小说，视作缓解南非种族和政治紧张的一面破碎的镜子，尽管他们只能通过拼贴碎片打造映象。同时，一些文学理论家倒果为因的学术研究，也助推了这种想象。他们将库切的小说定位为自边缘回望中心，提出质询，拥抱颠覆，契合欧美英语阅读市场预期的逆写“帝国”的“对抗性”写作；某种建立在西方读者刻板印象基础上的，对于混乱、黑暗、充满创伤记忆的“前殖民地”境况的文学想象。库切的作品被解读成刻意追求后殖民批判效果的文本，而评论者没有充分意识到，正是库切的早期创作参与了这一研究范式背后概念、观念和解释体系的初始建构。最是强调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的库切被认为需要对南非的政治状况负伦理责任。致力于解构历史叙述本身可靠性的库切的文本，甚至进入了旅游手册，最终成了英语世界了解南非的一个窗口，库切成了“米老鼠”般的后殖民主义作家。这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红高粱》时，特意加入一个明显误读，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副标题“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一样的荒诞，一样的刻奇（kitsch），一样的迎合市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