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和美的本质问题,是中国当代美学界普遍关注而意见也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美学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美和美的本质?美有没有一个适合于一切美的事物、对象的共同、普遍的本质即美的本质?能不能为美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定义?进而,对美和美的本质的探讨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合理性和价值?……诸如此类的敏感问题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实践存在论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美学探讨、研究美和美的本质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同意美存在一个单一、固定、普遍的美的本质的看法,因而不同意为美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定义,因为美学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进而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只是美和美的本质,不应该重点探寻美的单一(唯一)、固定不变的本质,试图为它下一个普遍、不变的定义,而应该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及其现实展开即审美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的本质问题不能够探讨,而是主张持合理的反本质主义态度、也就是“关系生成论”的态度,在关系生成中动态地思考和探讨美的本质问题。这方面《手稿》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本质”问题的辩证思维的范例。 《手稿》虽然没有直接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但是论及了与美的本质处于同一层次的“美的规律”问题,对我们有直接启发。马克思的论证思路大致是: 第一,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个哲学—经济学大问题、大框架下,首先“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工人劳动被异化的现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p.51] 第二,对这种异化现实,按照人本主义和现实社会的阶级分析相结合的逻辑,在诸种现实关系中展开批判性考察,步步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首先从人的劳动与其劳动产品(对象)的异化关系切入,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手稿》由此概括出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p.52]马克思并明确指出,这一点所规定的是“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是针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而言的。 第三,接着考察工人的生产(劳动)活动本身产生的异化关系,指出这种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此关系中,“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活动“是不依赖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是“自我异化”。[2][p.55-56]这是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其劳动的异己性表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这种“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里,“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这第二个规定产生的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p.55]这个批判极其尖锐、极其深刻! 第四,在考察异化劳动一、二两个规定的基础上,《手稿》进一步推出第三个规定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和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相异化”。这里重点解读第三个规定,因为这也是马克思着力剖析的,同时关于“美的规律”就是在这一部分论及的。《手稿》遵循人本主义逻辑,借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类特性”、“类生活”、“类存在物”、“类意识”等术语,阐述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导致了人与他自己的类本质(即人的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存在物来对待”;[2][p.56]他又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57]这实际上初步揭示了人作为“一个种”——“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2][p.84]——所具有的普遍的整体的“类特性”、“类本质”,那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要注意,马克思讲人的自由和有意识,不是仅仅讲精神、心理和意识层面的,而是主要讲人的生命活动,讲人的“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即人的“类生活”的。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不仅仅如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是自由、有意识,而主要是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 这一点,马克思是站在实践论、存在论和人类学三结合的理论高度,将人作为一个族类共同体与整个动物族类作整体比较时提出来的。他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p.57]在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对比中,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人的一般本质(类本质)——自由的活动即劳动实践活动——就凸显出来了。劳动实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既是存在论的,又是人类学的。这也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一个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手稿》进一步对动物的生产(特定意义上)与人的劳动生产实践作了多方面的对比: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2][p.57-58] 这个对比,突出了人的生产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相对于动物生产的四大特点:(1)全面性(动物是片面性);(2)超越(直接肉体需要)性(动物受直接肉体需要的支配);(3)创造(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性(动物只生产自身);(4)(对待自己产品的)自由性(动物产品的直接肉体性)。其中核心是人的劳动生产实践的自觉(有意识)性与自由性,体现了人的自觉的目的性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在对象世界中的实现,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显而易见,当马克思把人与动物的生产活动作全面对比时,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在非异化劳动条件下,人区别于动物的作为族类共同本质(类本质)的一般本质。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一特殊角度下揭示的人的一般本质普遍化、非历史化,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我们不应忘记,上述这些论述,是在阐述异化劳动第三个规定时展开的,其目的恰恰是要阐明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外化、非人化,人的劳动实践呈现为不自由性(或自由的丧失)和被强制性,人的一般本质因此异化了。《手稿》指出,异化劳动“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2][p.57]“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2][p.58]而这乃是人(工人)生产生活的真正现实。马克思由此推导出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使“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p.58]同时由第三个规定进一步推导出第四个规定: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p.59]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第三、第四规定时,马克思高屋建瓴地将异化劳动归结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p.59]这一点马克思稍后又加以重申:“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2][p.60]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其实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2][p.60-61]换言之,异化劳动生成了人(工人)的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资本家,生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现实关系。在这样一种异化的、阶级关系分化的现实条件下,上面所说的人的自由劳动的一般本质,就会改变甚至丧失。由此出发,我们对于稍晚于《手稿》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的经典命题,就会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它根本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是人的本质的普遍、不变的“定义”,而是相反,指出了探讨人的本质,不能停留于人与动物相区分的一般本质层次上,而要立足于“关系生成论”的思维方式,从不断变动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考察和分析处于这种现实关系中的现实的人的动态本质。 这里,马克思给予我们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是,第一,对于包括人的本质、美的本质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是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的,这不等于本质主义,《手稿》中“本质”范畴大量出现,频率极高,就是明证。相反,那种认为本质问题不能探讨、无法探讨,应该彻底“取消”或者根本“悬置”的观点是不对的,是反本质主义过“度”、极端而走向虚无主义的表现。第二,《手稿》虽然大量论及本质问题,却基本上不采用下定义式的、把定义对象的本质一般化、普遍化、恒定化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辩证的“关系生成论”的阐述策略,上述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就是经典例证。笔者认为,这正是合理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第三,《手稿》把人的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实践看成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类)本质,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它成为马克思批判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出发点;另一方面,正是在论述人的这个一般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直接引出了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p.58] 对于“美的规律”的理解,笔者另有专文论述⑤,此处不赘。只是想指出两点:一、马克思是将美的规律(同样,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思考和论述的,离开了人的本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就无从谈起。中国当代实践美学通过人的本质来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大方向、大思路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但是,笼统地界定“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就失之于简单化了,就容易掉进本质主义的窠臼。二、马克思是在非异化的理想状态下讨论美的规律问题的,在异化条件下,美的规律是不是仍然不受任何影响地发生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继续发生作用?它的逻辑依据和机理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远远没有解决,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讨。我们不能脱离开异化劳动的现实语境把美的规律、美的本质问题普泛化、一般化、非历史化,这样做,不但不符合《手稿》的理论思路,不符合马克思“关系生成论”的辩证思维逻辑,而且会不自觉地走向本质主义的死胡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