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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的《水浒》，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水浒》的成书过程看，数百年间各阶级阶层的“作者”都为它的结成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在其中添加了自己的思想份额；从《水浒》的流传过程看，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的接受者中，都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反响。 共和国成立之初，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感应时代的氛围，赋予数百年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诲盗”、“坏人心术”的《水浒》以“农民起义颂歌”的地位，成为最先整理出版的古代小说；作品中“智取生辰纲”、“景阳岗打虎”、“拳打镇关西”、“风雪山神庙”等章节也被选进了语文教材。随着研究的深入，《水浒》的主题又出现了“忠奸斗争”说和“为市民写心”说，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者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指导下对《水浒》的开掘。 《水浒》既是我们民族性格与心理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例如，《水浒》所表达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就是我们民族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族性格的反映。《水浒》的精髓是“义”，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凝成的道德规范，核心是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他常“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抚人之困”。宋江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总是“没事找事”，专门抱打不平，甚至一再为之付出极高的代价也在所不计，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豪侠气概，是他赢得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水浒》提倡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要舍利以取义，为了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都受到受众的认同。 不可否认，《水浒》也会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遭遇到厄运，就其大者言之，约有两端： 一曰解构。如批评《水浒》的主要理由是，现在讲和谐了，不能提倡打打杀杀。但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冲难道不希望和谐？他其实最想做“诗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贾宝玉。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林冲正要一拳打下去，发现是自己上司的儿子，便把手缩了回来。但高俅没有放手，他不仅不管教儿子，反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致林冲于死地。高俅是懂法律的，充分利用法律来害人；陆谦为了自己的升迁，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直欲置他于死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千万不要小看。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而是追求安分守己，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才不得已“逼上梁山”。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评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