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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该看到的是，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这场巨变所要决定和奠定的是中国今后数百年的历史行程轨迹。而这场巨变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我看来就是“造人”，造就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唯有此举中国方能扎扎实实地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要造就一代新型中国人，关键的一点，是促成灵魂深处的变革，这就需要文化的引导。而文学是可以、也应该承载起这种文化引导功能的。俄罗斯人永世难忘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果戈里，我们中国人心里总存着李白、杜甫、曹雪芹和鲁迅，不就是因为这些文学巨匠通过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理念民族性格的成型和成长吗？拥有这种公共性，才使得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获取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使得作家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作家”。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对文学公共性的庸俗化呈现，警惕它在实现它应有的公共效应时被“皮囊化”。这是我借用的一个概念，觉得它特别形象准确。当下文学的绝对私人化趋势在市场的鞭策下似有所转向，应声而起的就是这种在产业化过程中，过分取媚于大众的所谓“公共效应”，追求极端的娱乐消遣博眼球争点击率收视率挣票房，只剩下一张“皮囊”自诩为“文学”，而内里早已不只是把无聊肉麻空虚当有趣了，少数网络作品、官场文学和言情作品甚至充当起“文学贩毒者”的勾当。 一千多年前，杜甫曾感慨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下者已逝，来者无穷。这正是我们民族的现状，也是文学的希望。让文学这头雄狮奔腾起来，为了文学，也为了我们这个中国。 （作者为编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