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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您曾提到您非常喜欢古代文学，您喜欢哪些古代文学作家作品？ 朱德发：在大学里我比较感兴趣的课有古代文学。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和西方中世纪文学不一样。西方中世纪确实处在一个黑暗的王国，它不利于整个文学的创作。在中国所谓漫长的封建社会，其实对文学创作非常宽松，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政治上的东西来限制你。政治限制主要从明代开始，在明以下，有什么“文字狱”，但文学创作还是相对自由的，不然明清怎么能创造出“四大奇书”和《红楼梦》《儒林外史》？所以我当时对中国的文学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西方中世纪不能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相比。 所以中国所谓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倒是对作家的自由创作提供了不少自由空间。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大家和很多的好作品。这些作品现在我们的文学能不能超越还是个问题。因此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学和文化确实需要我们好好总结一下。 张丽军：您认为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是否存在断裂？如果存在，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不存在，它们之间联系何在？ 朱德发：我虽然一直研究现代文学，但我没有把它与古代文学对立化。我觉得现代文学有很多的主题，是从古代文学延续过来的。有人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有断层、断裂，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怎么会断层呢？从哪里断呢？它为什么断呢？古代的文化意蕴、内在思想、生命意识是一个传统，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统，是个塑造人灵魂而内化人的心理结构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旦建立起来以后是不容易斩断的，它消解不了。所以我当时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我以后能写《中国山水诗论稿》《中国史论情爱文学》从中国古代一直通下来，就是因为在大学阶段我看了很多的田园山水诗，也读了不少情爱文学。我觉得最具有魅力的，最具有人性深度的就是写爱情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诗歌也很好。中国是诗歌的王国，而最好的诗就是山水诗。中国的山水诗太有美感了！ 我当时还买了一本《杜诗百首》，一个小册子，就装在布兜儿里面。早上起来除了读外语就是读这个，我当时能背好多杜甫的诗，现在大多都忘了。当时我们学的外语是俄语。读了以后觉得很枯燥，没有味道，就读杜诗。我觉得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我当时内心的情绪能发生共鸣。李白的诗我也喜欢，但是因为他是浪漫的诗，所以他有些诗有点儿太飘了、太狂了。我当时对陶渊明的诗比较感兴趣，他的田园山水诗、饮酒诗至今回味起来还是诗意浓浓的。 有名的古典小说我几乎都读了。因为我原来在家里就读了很多，我上大学以后就读的更多了，但是就是没读《金瓶梅》，因为借不到，它当时是禁书。 “五四情结”的思与说 张丽军：1966年“文革”开始了，这长达10年的“灾难岁月”，您是如何度过的？以往的访谈中，您说您在“文革”时期把自己锁在宿舍里，一个人静静地读书，您何时有的这种意识？请您谈谈您对“文革”的记忆。 朱德发：开门办学搞了大概没有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一下就是10年。一开始那个时间，我和同学在一块儿闹革命，教师也成立了造反战斗队。我还去串联呢，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时很狂热，也不知道是怎么个事儿，就跟着走，就怕跟不上。 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怀疑过。赶到烧“四旧”、抓走资派、斗反动权威，这个时间脑子里就开始有想法了。我想搞文化大革命不是在破坏文化吗？烧“四旧”怎么把古代文化都破坏了呢？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把大多数老师都揪去了呢？我觉得不能满眼都是敌人呀。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号。我那个时候就看了不少马列的东西。 毛主席讲大学还是要办的。这个时间为了备战，一些大学被赶到农村了，山师大就到了聊城。1968年到1969年，中文系就派夏之放、冯中一、薛绥之、薛祥生和我到聊城去办高中教师辅导班。我的思想一直是比较解放的，没被极左的东西给禁锢住了。 张丽军：从1964到1974年，您经历了近乎10年的“沉默”，这10年的“沉默” 为日后的发展积攒了巨大能量。请您谈谈您这10年“沉默期”的精神积聚。 朱德发：“复课闹革命”以来，我就考虑着一面教一面学，一边写教材一边研究。我觉得这和我在曲阜四年扎扎实实的读书积累有很大关系。文化大革命当中，1967年以后，我自己就利用这种所谓的“斗批走”、“斗批散”这个空间，看了不少书，读了不少史料，想了好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积累，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文学知识的积累，都为80年代的爆发打下了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是不大可能写出那些东西的，而且这些东西我都很熟悉，很早就在考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