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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成长 张丽军：您是如何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哪些文学作品最吸引您？您又是何时立志做一名学者的？ 朱德发：我为什么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呢？这里面原因很多。从小在家乡教学，闲余时间比较多。当时农村里新书比较少，流传在农村里的古典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比较多，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三侠剑》《小五义》《小八义》，我很早都看完了。看了以后，就觉得比较有意思。好像在这些书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绿林世界。我觉得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大一样。以后我上了星期学校，星期学校的课程是一些初高中的课程，这里语文一般就属于所谓的严肃文学了。我觉得这些文学的审美趣味和我看的那些通俗文学不是一个味儿。这些文学总是在理性上引起你的一些思考，审美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因为中学课本上李白、杜甫、陶渊明的诗，还有《史记》、楚辞，诗词比较多，通过当时教材的学习使我对古代文学越来越感兴趣。因为我看了那些通俗小说，所以就觉得白话文学没有深意。那时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诗。我当时觉得郭沫若的诗太没意思了，就跟喊口号一样，跟古代诗词没法比。古代诗词不仅读了朗朗上口，而且你还能读出韵味来。所以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逐步激发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通俗文学中其实有很多的诗词歌赋，而且写的很奇妙。有些人物写的比较好，当时看了《三侠五义》后，我最崇拜白玉堂，当白玉堂死后，我有两天都没有睡觉。我对文学的喜爱就从这儿开始。我对文学兴趣达到一个顶点，是在1957年左右，杨朔回蓬莱老家。他回去以后，蓬莱县委宣传部就给他安排了多次文艺讲座。杨朔就给我们这些业余爱好文学的青年讲他怎么创作《三千里江山》。我当时很崇拜杨朔。他的小说《三千里江山》出来以后我也看了，语言很好，故事也行，但是与我以前看的武侠小说相比好像要直白的多，构思不是很奇妙。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也不简单，所以心里还是比较崇拜他的。他每次讲完以后总是要和我们交谈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创作的问题。他就给我们谈生活，说没有生活就很难创作。光有生活还不行，还得体验它，有感性体验，有创作欲望。 听杨朔讲完以后，我也萌生了当个作家的想法。那时还没有当学者的想法。但想当作家我现在的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学习。正是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蓬莱县要推荐两个人去大学里面深造。当时蓬莱县委的文化部部长把我叫去说：“老朱啊，你是不是还想上学？”我说我还想上大学，他说：“行，提供给你一个机会吧！”县委就批准了我去大学深造。 我被保送的是曲阜师范学院。我当时就觉得县委、县政府对我这么重视，能让我上学，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将来再回到蓬莱县，再干点事儿。我当时想的是将来当个作家，没想当个评论家。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就得按照大学的培养规划了。大学它不是培养作家的，它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栖于书海，行于大学 张丽军：请谈谈您的大学时代生活，以及这一时期您的文学阅读情况。 朱德发：我们那个时间上学，1960年到1964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央采取的政策是“休养生息”，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生活是“瓜菜代”。我们那个时候，曲师靠近农村。农民毕竟是种地的。有些老百姓就在校门口卖东西，什么菜包子、菜团子、胡萝卜、地瓜都卖。吃不饱的可以到学校周围买一点儿。因此我们在那个年代还没怎么挨饿，得水肿病的人很少。 我觉得曲师那个时候的基础教学抓得比较好。老师们教学很投入。当时有一个教务长高赞非，基础教学抓的非常扎实，亲自听课，监督有方。学校为中文系学生开了一些书目。我就按照这个书目，几乎把所有的书目都读完了。有些书没列在书目里面，我就去拜访外国文学的老师，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书。那个时候我非常愿意读书，读的面比较广。主要感兴趣的有两类，一个是文艺理论方面的，几乎中外的文艺理论能看的我都看了，包括美学、文艺心理学。想当个人文学者，理论修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搞研究，没有理论不行啊。我那时看了很多理论书，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我现在理论兴趣也是很浓的。现在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阐释，显出我们理论思维的贫乏，没有深度。我在大学里这方面的书读的比较多，思考也比较多。我几乎每次讨论都发言，都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