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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西部文学的叙述中，“多民族文学”的概念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是多民族国家，我们的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诗经》有十五国风，大约凸显的就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异，从《诗经》到《楚辞》，更清楚地显示我们的文学自古就具有多民族的色彩。从古至今，各民族作家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国文学的辉煌。在上世纪前半叶，最容易举出的实例，就是我们不仅有鲁迅、茅盾，还有老舍、沈从文……多年前，我和同事们写了《西部风情和多民族色彩》一书，书怎么样得由读者去评说，作为撰写群体之一员的我个人，比较满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并且很想以《地域风情和多民族色彩》这样的书名写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近百年来，各民族的中国作家不断在书写着各自独具异彩的篇章，应该在文学史中将这种多样性呈现出来。可惜我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只剩下这个“想法”了。 虽然我只剩下这个“想法”，但面对“多民族文学”在今天的发展这样的课题，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丰厚遗产，仍会对我们书写今天的“丝路文学”带来有益的启示。 谈到“丝绸之路”、“丝路文学”，我想，其中所蕴含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开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是开放的，譬如自汉至唐，即使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开放的。开放是与外部世界、与他人交往的需要，是认识世界、认识他人的需要，也是认识自身的需要。事实证明，没有开放的精神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繁荣，没有开放的精神也没有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开放才促成交流，开放才促成比较。 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西行，从甘肃、宁夏、青海到新疆，最突出的就是沿路的石窟艺术，它们清晰地展示了东西或中外建筑、雕塑、绘画以及音乐、舞蹈和文学(特别是宗教文学)在交流中相互渗透、衍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放开眼界大胆地拿来是促成各民族艺术相互渗透、衍变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说“拿来”，总是特别关注“同”，也因此特别排斥“异”。但在汉代、唐代，恰恰是“拿来”“异”促成了新变，譬如音乐方面的龟兹乐、西凉乐，它们沿丝绸之路吸收了大量外来“异”质因素后东来，进入宫廷，风靡全国，而那些“异”质因素在渗透的同时也在衍变、转化，至今仍是我们音乐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所经的西北地区是多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几千年里历尽艰辛，共同开创出辉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各民族相互之间经历了不同方式和层面的交流融合，同时又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各自的文化积累，充实并磨砺着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求同是和睦相处的一个方面，存异或许是和睦相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理解“异”、容纳“异”，以至于接受“异”，这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同样不是趋同的结果，而是存异的结果。各民族文学应该拥有自己民族鲜明的文化色彩，应该表现自己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可能以不同的地域风情和多民族色彩呈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