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受法西斯势力的严格控制，几乎不能发表什么反战言论和反战作品。战争结束后，长期积蓄在作家心里的反战情绪奔腾直泻，各式各样的反战文学应运而生，反战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代文学是从反战文学起步的。但由于战前的错误教育和舆论导向，日本作家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日本当代反战文学并非清一色的反对侵略战争，也存在打着反战旗号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二者针锋相对、壁垒分明。 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坛 明治维新初期，技术的洋化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感受到强烈的遭排斥的局外人意识，遽然演变为极端偏激的民族主义意识，偏执地鼓吹日本要“向世界雄飞”，要“向中国扩张伸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富苏峰发表《征讨清国的真实意义》《大日本膨胀论》，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有关甲午战争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读物。日俄战争同样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战争白热化时期，日本报纸发表了托尔斯泰抨击战争的文章。受到从敌国传来的反战讯息刺激的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以向参加旅顺包围战的弟弟诉说的形式，把为至亲安危担惊受怕的感情直言不讳地写进了和歌，在1904年《明星》9月号公开：《你，别去死！》。全诗共五段，其中最为痛烈的一段如下： 吾弟不要去送死，君王逍遥复逍遥。 让你替他去洒血，让人殉在虎狼道。 血染沙场为哪般？难道此谓光荣死？ 君王若有爱民心，如何想象这一切。 这首反战歌一经发表，便遭到狂热于战争的文人的猛烈批判。对此，与谢野晶子毫不退缩，她在《明星》11月号上发表《打开的信封》，前言写道“论爱国的热情，我不输给任何人”，但“只要是女性，都会厌恶战争。如时下流行‘赴死’、‘赴死’常挂在口，讨论什么事都要摆出忠君爱国和教育敕语，难道就不危险吗？” 1922年，芥川龙之介的《将军》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辛辣讽刺了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指日军偶像、被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这些构成了近代日本反战文学的主流，也奠定了近代日本文学对战争的态度。 但二战期间，在法西斯军部的高压统治之下，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反战文学传统产生了断层，特别是30年代以后。法西斯军部采取高压政策，裹挟人民参加侵略战争，教育和文学也都为虎作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文学评论家水岛裕雅将当时的日本文人分为四大类：一是刚正不阿，正面对抗，最终遭到逮捕关押；二是对自己以前的反战言论表示忏悔，抛弃自己的立场，转入沉默或是写一些不疼不痒的小品；三是，全面投入法西斯怀抱，充当御用文人；四是，抑制自己的感情，写些与时局无关的文章，抑或是私下里写些反战作品，但不发表。 据水岛分析，第一类日本作家非常少，如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1933年，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街头与地下工作者联络时，遭到特高警察的袭击而被捕，数小时后即被毒打致死。小林之死是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分水岭。宫本也在同年被捕，未经审判被关押，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被释放。第二类日本作家也不多，中野重治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类作家很多，如被誉为“国民诗人”的北原白秋就曾接受法西斯军部的要求，写了很多赞美战争的诗歌；高村光太郎担任“文学报国会”诗歌部部长，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诗人”，德富苏峰更先后抛出《昭和国民读本》，使民众盲从战争，当日本战败前又炮制《必胜国民读本》，号召民众与军国主义分子一起垂死一搏；第四种人为数不多，其代表人物有唯美派代表作家永井荷风、原喜民等。他们对人生抱消极态度，对现实社会不满，却又没有叛逆的勇气，只好追怀过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各大出版社为抢到前线第一手信息，派作家随军撰写战地文学或通信稿。1937年秋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三个月，石川达三作为记者随军到华中战场采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熟，直达南京，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回国后，他用12天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在良知驱动下客观描写日军暴行和厌战情绪的作品。军事当局却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将其查禁，并将石川禁锢。当时，几乎所有日本从军作家都在歌颂皇军“赫赫战果”，《活着的士兵》实属罕见。遗憾的是，石川最后也不得不顺应时势写出赞美侵略战争的《武汉作战》。1938年8月，日本侵华指挥部为配合攻打武汉，要求作家从军组成“笔部队”，全面协助侵华军事行动。 1945年的战败给日本文学界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同时也带来新生。战后初期的阶段，各种思潮迭起，不同的体验在人们内心交织，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对“神国不灭，皇军不败”之类神话深信不疑的日本人对于战败显得格外敏感，在文学创作中也避讳最多。 (责任编辑：admin) |